现在一谈起书法，就必须和学问挂边，否则你就是一个文盲书法家。我现在还落下一个毛病，害怕别人介绍自己是一名书法家，因为一挂上书法家就必须要有文化，要会作文、作诗、作词、撰联，自己竟无一沾边，所以也就害怕书法家这个称谓，同时也纳闷，当书法家咋这么难，人家唱一首歌红了，就成了著名歌唱家了，画家画一幅画获奖了，就成美术家了，也没有要求他们会作诗作词撰联什么的，咋一到书法家就不行了呢？特别是一个著名学府的一个大评论家在一篇报纸上大谈特谈书法是文化而不是技术，就更害怕自己是一名书法家了，说一个书法家文化占95%，技术占5%，说书法是靠文化养出来的，而不是练出来的，照他的理论，只要这个人是个大学教授，一拿起笔写字就是一个大书法家。

　　我不否认书法的文化性，但过分的夸大其文化功能而否定其技术性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书法技巧的探索本身就是文化的。我心想这个大学问家的字一定很玄妙，结果登在报纸上的一幅字，让人大跌眼镜（也许我眼拙）。于是我对这个大学问家的言论产生怀疑，难道书法真的只是文化的而不是技术的吗？王羲之的“池水尽黑”，智永的“退笔冢”，这不都说明古代大书法家是经过大量的研习、磨练、刻苦钻研才能成功的吗？如果不是技术的还需要“池水尽黑”、还需要“退笔冢”吗？据记载，王羲之也没有多少理论著述，也没有多少诗词流传，就是一篇三百字左右的兰亭集序，也不能算是一个大学问家吧，但你不能否认他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吧。CDN-WwW.2586.wANG二王书法那精到的技法，娴熟的技巧，变化莫测的笔法，字里行间所表现出的雍容华贵、皇家气派、庙堂之气，一般人是无法企及的，也是无法否定的，这不是技术是什么？难道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学问家能达到的吗？所以书法撇开技巧谈学问，简直就是无稽之谈，只有你的书法技巧达到随心所欲的时候，你胸中的才情和学问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展现，否则没有经过书写技巧锤炼所表现的书法学问，那也是蹩脚和滑稽的。

　　从古至今，古代流传下来的传世之作无一不是功力深厚、技巧精熟之作，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颜真卿的祭侄稿，是两幅最达性情的作品，但作品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无一不是通过技巧表达出来的，如果不是其娴熟的书写技巧，能这么随心所欲的表达自己的情感么？所以我们的这些书法舆论环境，左右和影响着一些年轻书家的选择和发展，我们现在一些很年轻很有才情的书法家，在获了一两个奖以后就销声匿迹了，原因是搞学问去了，七届国展之前的那些获奖作者，你能想起谁来，能想起几个？结果是既没搞出学问，把书法也荒废了。所以书法创作要给以宽松的环境，术业有专攻，现在分工很细，会文有作家协会，会诗有诗词协会，会唱有音乐家协会，会书不就有书法家协会吗？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顾此必定失彼，那些全才大师级人物毕竟只是个别和极少数。国外调查显示一个人的习惯形成，需要连续二十一天，得到巩固需要连续三个月，如果需要中断只需七天或半个月，难怪张旭光先生跟我们聊天说调到美协后，由于忙于事务，有时十天半月不写字，明显感到手生，找不到感觉。所以书法是一个长期的不断的锤炼过程，而不是多看一本书，会写一首诗能解决的。尤其是我们一些年轻的书家在书法技巧和功力没达到炉火纯青之前，暂时偏重于技法的锤炼是明智的选择。至于做学问可以通过时间的积累和年龄的增大而慢慢地做高做深，而如果我们错过了练习书法技巧的最佳年龄，那后悔就来不及了。

　　所以在这里谈书法创作经验，我只能说，量的积累才有质的飞跃，如果你没有大量的时间在书法技巧上的摸索，想投机取巧是不行的。

　　最高意义上的书法创作使用的是共性和个性的完美结合。共性来源于传统，它的存在显示了作品的历史传承性和文化基因的纯正性，也就是我们必须从古人那里吸收更多的养料，这份养料的吸收就是临帖、临帖、临帖。个性来自于作者在大量的、长期的书写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经过智慧选择和处理有别于他人的特点，这种特点将证明作品的创造性而非固定套路的重复表演，个性的发挥与提升是作者创作能力的显示，共性是个性的基础，个性是共性的升华，只强调共性或过分强调个性均不可取，个性的发挥必须在符合艺术规律的前提下进行。比如我这次兰亭奖作品，以颜真卿祭侄稿为基调，参以杨风子笔法，创作了一幅高二米五，宽一米二的行书手札，里面既有传统的也有我自己的东西，这次能获奖，说明摸索是成功的。大师们往往在“和而不同，违而不犯”的情形中将个性发挥到极致。技巧和功力应该是任何艺术走上高深境界的基石，书法技巧功力应包括对结体、笔法、墨法、章法及毛笔、纸张性能、创作心态的把握，以及在创作过程中对偶然效果随机化解的应变能力，习书者只有对上述课题进行细致的分析和智性的取舍，并得到相对稳定的理性认识和感性把握，才能说具备了进入书法创作层面的资格。

　　所以我要说，书法是文化的，更是技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