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评张锡良
来源:不详 时间:2014/8/20 22:49:36 点击:
张荣庆(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锡良先生的字我早就有印象,看过以后,感觉比我印象当中的更好。平常我们两地分隔,见面的机会也少。我在家也没什么事,就看看书,我有一套弘一法师的书,看了弘一法师的一篇文章,当时他是在一个寺院,他就提到写字,怎么能把字写好,有三条原则:一个是统一,一个是变化,一个是整齐。我觉得锡良的字正符合弘一法师所提倡的这三条,看他的作品,无论从解字也好,用笔也好,通篇的章法都很统一,很整齐,里面又非常富有变化。变化这一条我觉得很重要。
石开(北京印社副社长,著名书法、篆刻家):吴昌硕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人生六十到六十五岁是个坎,对做艺术的人是个坎。这个坎怎么过他没说清楚,他反正说明这是个坎。我突然这几年有点理解了,因为我自己也是步入六十岁以后的人。我是这样理解的,人生到六十以后,他为什么说六十到六十五岁,说了这么很具体的时间呢,就是我们的同辈跟前辈凋零了。凋零当然是人世很正常的一种现象,因为凋零,我们的婆婆也凋零了,我们的媳妇,熬成自己也快当婆婆了,这个时候必须要过什么坎呢?因为前辈给我们的约束是没有了,我们再也听不到长我们一辈的人给我们的教训,同辈的人到了这种年龄也锋芒收敛了,小辈的人不会指着前辈在那边说三道四,这个时候做艺术家的人,因为长期的束缚解脱了,所以应该可以放松了,然后进一步“自以为是”、“忘乎所以”。CDN-wWW.2586.WANG因为有了这个,才可以在艺术上走进更深的一步。当然,它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在当小媳妇的时候,要做一定的用功,让这个功在这个时候发挥作用。所以张锡良先生写了“昔我往矣”,这个不够,还要加四个字,“今我开来”。“往矣”不够,应该还要加“今我开来”,要有这个志气。
我引当代的一个书画理论家邱振中的一句话,我觉得说得极其精辟。他说,一件好的作品,必须同时具备传统核心的东西,同时还要具备传统没有的东西。大家可以去体会体会,他不说要具备传统,而是传统核心的东西。这个传统核心很大,如果是个云的话,任何我们在书画长河当中所有接触的书画家,他的东西应该都靠得到这个云里面来,有的也可能靠得很中心,有的只靠一个边,但是他应该都跟这个核心有联系,所以他必须要具备有核心的东西。这个不够,还要具备传统没有的东西。这精辟的两句话,我奉为宗旨,不管他是前人还是今人,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太精辟了。传统没有的东西就意味着要创新,以此来衡量张锡良先生,前面他的作品已经有传统核心的东西,但他的第二个部分,目前是不够,目前没有看到。我希望张锡良先生在这一点上,也要自己努力。这是我个人的意思,当然也可能每个人对于一个道理的理解不一样。

杨炳延(中国美术馆原副馆长):张锡良先生书法写得很好。好在什么地方?是好在对传统东西的吸收和发挥上,如果没有传统的吸收,就没有这样的书法。至于说非传统的东西,非继承的东西有多少,那是个人的个性问题。因为书法是借助汉字书写,书写者表达个人精神美的艺术,我们至今对这个美,对精神美,对这个东西的理解是什么。
看到锡良先生在一个片子里讲他学习书法的过程,就是学习书法的路怎么走的问题,我觉得锡良先生的书法路子对我有很大的启发,非常好。他是在学了历史上众位大家的基础上,最后去倾注于、喜爱于或者是酷爱赵之谦的东西。他临过历史上的很多帖子,很多名帖,在学赵之谦的过程当中,融合百帖的基础上,他有他的根基,打下了很深厚的功力的根基。善于融会贯通,善于把更多适合自己的东西和表现自己精神美的东西拿过来,成为自己的。
曾翔(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生导师):对张锡良先生特别熟悉。他一直跟我们特别亲近,所以没想到他那么大的岁数,在我的心目当中,觉得他很年轻。在湖南的时候,我们在一块都很融洽,也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先生,对他的书风也是非常熟悉的。
六十岁往上的这样的书家,我以为没有退步就是进步。能够保持自己旺盛的创作的技术含量,能够把作品越写越精致,越写越精到,我想这也是挺难的。这要有两个条件,第一是要有好的身体素质,第二是要有好的进取的一种心态。我觉得张锡良老师这种学习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姜寿田(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委员,《书法导报》副总编):张锡良先生整个的创作到今天为止,我认为完成了从风格,到技法,到心性,这三种境界的追求。因为他在90年代出名的时候,正是中国书法风格主义比较高涨的时期,就是中国书法在走向复兴以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受多元思想解放的影响,包括受文化上主体论的影响,就是强加书家的一种风格意志,这包括改变了书法长期以来对传统的看法。比如对海派的批判,使当代书法站到了主体解放的基点上,书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特别强调一种主体意识。我觉得张锡良先生通过对赵之谦的取法,完全了一种自我风格的命名。他站在这么一个时代的大潮当中,他选择了自己认同传统的一种方式,他选择了赵之谦。不论这种选择是无意识的,还是有意识的,我觉得对他个人的整个创作来说,都是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也就是说他通过对赵之谦的取法,完全了一种不同凡俗的风格追寻。同时赵之谦本身所具有的在帖学史上和碑学史上双重的高度,又使他占据了笔法上的制高点。在90年代,笔法可能是一个备受揶揄的名词,但是张锡良先生通过对赵之谦的取法,使他既在风格主义的追寻当中占据了制高点,同时也使他有可能深入帖学内部。在人们忽视笔法的时候,他通过对赵之谦的取法,同时对笔法的一种坚守,这种坚守在他后期的创作当中,我记得他有一本册子,上面的题目就是“笔法至上”。赵之谦在碑学史上和帖学史上具有双重意义,第一是二王的绞转笔法从唐代孙过庭之后就基本上消失了,消失了一千多年,矫转笔法在孙过庭之后的复现,实际上就是在赵之谦笔下又重现了,所以从这一点也可见赵之谦在帖学史上的意义。在碑学史上,碑帖融合,赵之谦是做得最为完美的,他通过用帖学笔法去写碑,实际上是超越了同时代的很多的碑学家,完成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碑帖融合。所以我觉得张锡良先生对赵之谦的取法,对他个人而言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所以从风格到技法,在张锡良先生的创作过程当中,他是把握得非常好的。近些年他又走向了一种心性化的创作,比如他在近期发表的文章里,《自拯与归守》,他就强调书家要回归心性,回归一种舒展,回归一种个体。我给他加了一个编者按,我说,书法对一个书家个体而言是这样,对整个时代的书法实际上也是这样,就是舍文化境界无从谈书法,舍生命境界也无从谈书法。书法是线的艺术,西方的罗丹说,一条线通贯着大宇宙,当然他说的不是中国的线,但是他也表达了这么一种东西。由此,舍笔法也无从谈书法。所以对一个书法大家而言,书法是一个艰苦的历程。就像熊秉明说的,当书法发展到最后,追问存在的时候,实际上它就到了书法的最后的一个关头,也就是一种最后的追寻。刚才石开先生说,书法要有传统核心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传统核心的东西,除了千锤百炼的那种技法的核心之外,它还包含更多的东西,比如说一个生命境界,一个文化境界。我觉得中国的书法实际上是一种诗画与哲学的艺术,严格意义上,中国书法的笔法和线在西方当中是没有的,中国的线是完全建立在诗画哲学,也就是中国的易道哲学、老庄哲学的基础上,所以它最后的归结,肯定是一种生命境界和文化境界。在这个前提下,它对技术的要求是不言而喻的,三者的合一最后整合为一个书法的大家。在这点上,我们寄希望于张锡良先生的创作,达到一个老年变法的更高的阶段。
周祥林(中国书协理事):我看完张老师的作品以后,有五点个人感受:第一,格调高雅,整个作品传出的气息是格调高雅。我为什么要把它放在第一点呢?因为当代书坛俗的东西太多,书法作品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高和低,但是雅和俗是一个根本的界限。所以锡良老师的作品我觉得气格高雅。刚才大家都说取法赵之谦,但是我觉得除了赵之谦之外,他去掉了赵之谦身上很多容易流俗的东西,因为赵之谦的行书、隶书、篆刻我觉得他或多或少有一些当时人给他的这种比较媚俗的东西,但是锡良老师在化解的时候,他把这些俗的东西都去掉了。他为什么能够把这些俗的东西去掉呢?我觉得来自于我的第二点感受,就是他的功力比较深厚。我们前几天碰到一个书法家,他拿着他的作品给我们看,大家都说好,我这个人比较讨厌,我就说,你变来变去,有什么好变的。他说,我不变怎么行。我说,变是要有基础,如果你的变没有一个基础做支撑,你就是一个花架子。你的字写不好,你老换毛笔,换这么长的也没用,菜炒不好,你换锅怎么行。你炒菜炒不好,说这个锅不行,我要换个锅,这个路子不对。功力深厚,从他的作品里,我们上溯可以看到二王,看到米芾,往下看可以看到元、明、清一些大家的影子,旁及可以看到六朝碑版,汉魏碑版,熟悉书法史的人都知道,我们虽然轻轻的讲过这么几句,但是事实上他含载的这个东西可能是他几十年的心血,如果没有这几十年的心血,没有上追、下载、旁及,他就不可能去掉这个俗,而得到高雅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他功力深厚的表现。第三是他涉猎广泛。你从这里面看,除了我刚才讲的以外,他涉猎的东西非常广,古人的,今人的,从这篇文章里可以看出,他的文学性,他的诗意的东西。他不像有的人读书,有的人读了很多书,最后就是知识,古人讲的掉书袋。他是把这种知识转换成一种气质,不知不觉地融在他的笔墨之下。我觉得读书和创作永远是他自我约束的一种表现。刚才石开老师讲,六十五岁以后可以自由自在,但是我觉得,超一流的书法大家、艺术大家永远都是在约束自己,他不敢有放纵,他放纵一会儿就觉得不行了,我不能永远的这么放纵下去。如果总是这么放纵,你不可能达到最顶级的那个地方。第四是个性强烈。张锡良的字不管放在众多的作品当中,当然现在的垃圾作品比较多,即使放在古人当中,你一看也是张锡良的。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鲜明的个性,这么高雅的气质,涉猎这么广,我觉得首先是他的人品决定的。因为我每次看到锡良老师,都有一种亲切感,他特别像我小的时候的一个老师徐畅先生,他们两个人的气质很像,我每次见到他都觉得很亲切。所以这种人品、艺品、学识、修养的高度统一,才会让他的个性这么强烈,但是不张扬,很温润,就像一片湖水,请轻轻走进它的时候,它就滋润你,而不是像大海忽然来了一个海啸。我觉得中国文化是江湖文化,不是海啸文化,所以每一个中国的书法家能够达到像湖一样滋润别人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一种境界,其他的都是多余的。
最后一点是他的影响广大。讲到湖南书法家,马上会想到张锡良,在全国想到著名的书法家,马上会想到张锡良。这个影响从这次展览就能看出来,这么多的年轻后学来帮忙,好朋友都来参与,这就是人品和艺品双重在支撑着这个东西,在起作用。就我个人而言,我想,用不了多久,别人在想到陶渊明,想到《桃花源记》的时候,一定会想到桃花源里面还有一个张锡良。
马啸(著名书画家,中国国家画院教学培训中心副主任):在我心目中,锡良先生理应是新时期以来湖南最有成就、最有影响的书法家,在我心目中是这样,当然也是全国最有成就的书法家之一,但是他本人的为人非常和蔼,非常亲切。
关于传统、个性这个问题。我们进到21世纪,不仅是锡良先生一个人,很多人都有一种这样的认识,实际上这个认识已经是比较一致了,就是传统是需要的。但是究竟是怎样的传统,有了传统之后还要怎么走,这是一个的确需要我们考虑的问题。当下有这个风、那个风,比如二王风、小行草风,有很多。我知道锡良先生早年的时候都是学的赵之谦,赵之谦是构成他书法风格的一个基调。书法在所有的艺术里,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要命的艺术,这个东西一定要有规定性,一定在这里面能看出你有继承的东西,你纯粹不继承的,纯粹是自己的,我相信这个东西在世界上可能存在不了多久。今天我们一看,他这里面除了赵之谦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比如黄宾虹的东西,他把各种东西融合得很好,而且很雅。有些东西现在很多人也是融,融到最后搞得乱七八糟,所以这也是他高明的地方。
朱培尔(中国书协篆刻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书法》杂志副主编):锡良老师的展览,我有几个感想:第一,新时期在湖南的书家当中,锡良老师是最有代表性的,无论是他八、九十年代在全国获奖,还是到现在,湘军尤其是年轻的一批,以常德周围为代表的一批年轻书法家,都是和他的成功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当之无愧,可以说他是湖南当代书坛的领军人物,新世纪以来的领军人物,当之无愧。
第二个感想,趋当代的书法,尤其是最近几年的书法,好像只有写那个类型的书法,或者写书法,写行草书,只有写二王或者写苏东坡才是正道,再往后写就不是了。可能方向是没有错,口号也没有错,但是对书法的发展未必是有利的。所以我的感觉是,实际上书法的取法没有一个是必需的,说一定要写二王就是正道,当然写二王没有错,是个大道,但是未必是必需的。我特别佩服锡良老师在什么地方呢,他的书法取法晚清赵之谦,这二三十年以来,没有更多的去进行自己的改变,他还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来融入他自己不同的新的感想。雅也好,文气也好,韵味也好,但是骨子里他还是赵之谦的。我觉得这样的取法,实际上对当代书坛的取法,至少有启发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的书法有没有一定必须走的路,未必一定要去写那样的书法。所以我的感觉就是,我们现在的展览,已经看不到写伊秉绶的,也看不到写康有为的,也看不到写赵志谦的,更看不到写扬州八怪的,尤其是最近的一系列的全国大展当中,我觉得这样的现象是很不正常的。 李强(《青少年书法报》社副社长):讲到湖南的书法家,首先都要想到张锡良老师。张锡良老师跟别的这些老师不太一样的是,他没有很显赫的职务,也没有特别大的盛名,并且在没出名之前,做过老师、电影放映员、美工等等很多工作,他在全国获奖的时候已经将近五十岁了。他这个过程真正做到了厚积薄发,是一步一步坚实地走过来的。到六十多岁,他的作品经过了多少年的修炼,多长时间的沉积,反倒比我们看那些特别有名气的大书法家来得更真诚,并且更纯净,这种纯净我觉得是最能感染人的。创作写得太多,有时候是伤自己的,因为你的才气、你的精力达不到以后,你过分的在制作作品,有很多作品是粗制滥造。张老师的创作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感而发,发自内心,而且轻松、典雅,完全没有世俗气,这样一种心态来写,所以他的作品才能真正的打动人。这样的作品打动我们的同时,也给书坛带来很多清新之气,因为现在过多的一种书法、一种书体、一种书风打天下这样的东西太过于单一了,因为传统的东西有很多,所以张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启示。
肖文飞(中国书法院学术部主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学博士):张锡良老师是我们湖南书法界的一面旗帜,他影响了一大批中青年。他当时在湖南做创作委员会主任的时候,把创作委员的活动做得风生水起,影响很大。我跟张锡良老师以前也有一个访谈,对张锡良老师的各方面,包括学书经历、书写思想上都有比较深的了解,有些观点我们两个还是比较合拍的,但是有些观点我们还是有一些差异性的东西。
我想当代书法有两种趋势,一种是强调书写性,就是自然书写这种书写性,一种是强调视觉性。强调书写性,可能还是强调这种书法,书写性可能是针对书法的时间性,它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自然的流露,是一种自然心性的表达,跟生活的这种关系,就是艺术跟人的关系。还有一种书法是偏向于视觉性,视觉性可能更多的跟当代其他的艺术门类,比如绘画、建筑、设计等等产生关联。这两种书法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我也没办法做一个判断。所以这两种东西,孰是孰非,谁对谁错,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但是相对于张锡良老师来说,他的书法显然是偏向于前一种,就是这种日常书写,这种表现自己个人的的一种心性,平时生活当中是怎么样,在书法上表达就是怎么样。偏视觉的这种艺术,它可能更多的是带有一种观念,带有其他的东西。我们看张锡良老师的作品,到展厅一看,你说哪一件作品是他刻意去创作的,可能都没有,是他自己自然的书写状态,平时是怎么样,就把它真实的表达出来。这是传统书法一种最主要的形形式。
第一,我对张老师书法的感受,就是生活性,跟人的关系。现在很多写书法的,跟人、跟生活已经脱节了,已经没关系了。
第二,张老师提的一个观点就是笔法至上,把笔法放在最高的位置。这句话跟赵孟頫的那句话“用笔千古不易”大致差不多。关于这句话,历史上有争论,这种争论到最后可能也没有一个结果。我是这样理解这句话,用笔千古不易,这个用笔不是指某种具体的笔法,而是我们在利用工具材料进行书写的时候,毛笔作为一个物,它有它的物性。我们在书写过程当中,要表现出我们对毛笔作为一个物,物性的尊重,对工具材料性能的一种尊重。只要你拿毛笔写字,它的一些客观规律你就不能违背。当代书法,很多理论家一开始都喜欢把书法谈得很大,一下子是宇宙精神,一下子又是道或者阴阳,我想这些东西没错,我们的书法最终是要表现这种东西,但是最主要的它最后还是要通过毛笔作为一个通道,通过这个通道来表现,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东西。我觉得当代对其他方面都不缺,个性、思想等等都不缺,最缺的还是缺乏对工具材料作为物,这个物性的尊重。我们在书写过程当中,如果能把工具材料,把毛笔本身所有的性能,能够尊重它的规律,能够把它发挥出来,这其实就是一个最具体的体道、见道的过程。张老师在这方面,笔法至上,在这方面我觉得是非常到位的。
第三,张老师的这个标题,我进展厅的时候,跟一平兄,跟向君也在说,张老师是不是有种东西还没有明说。从这个标题我能感受到某种东西,日常生活中张老师比较谦虚、比较随和,大家不要被这个假象骗了,我知道他内心其实有一种冲动,有一种对艺术的追求,他内心的标准应该是非常高的,生活当中的张老师跟艺术当中是不一样的。可能也就是说,我写了多少年的赵之谦,在最后的时间,我还要有突破。我从你展览的作品已经感觉到有一些变化。张老师到了七十的年龄,可能这个标题是不是你这种意识没有把它表达出来,但是已经隐含了这样的意识,也预示了你今后书法的一种变化。我们充满期待。
黄俊俭(《书法导报》副主编):张锡良先生在帖体上保留了北碑书法的特点,在用笔上身入了很多写帖的方法。我认为这种巧妙的糅合、酿造,使得整幅作品显得厚重、洒脱而不失张扬,我认为这正是他追求独立的匠心所在。
张锡良,号悲风,1943年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书法家协会顾问,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客座教授,湖南省书法家协会创作委员会主任,湖南省政协委员。
张锡良先生是一位从桃花源里走出来的书法家,一生崇尚陶渊明“躬耕自资”的隐逸淡然生活状态,半个多世纪固守寒灯冷凳,在书坛天地里默默耕耘。他取法清代赵之谦,又突破古人窠臼,最终形成个人独特风格。本次展览共展出七十余幅作品,突出体现了陶渊明“柔”、“淡”、“远”的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艺术风格。
作品参加第五、六、七届全国书法篆刻展览,其中第五届获“全国奖”,参加第四、五、六届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展览,其中第四、五届获奖,并同时参加国内外多次重要展览。曾录制当代五十名书家“五体书临摹示范”VCD光盘。2000年获评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德艺双馨”会员,并当选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届兰亭奖评委、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书法篆刻展览评委。先后出版了多部张锡良书法集。
石开(北京印社副社长,著名书法、篆刻家):吴昌硕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人生六十到六十五岁是个坎,对做艺术的人是个坎。这个坎怎么过他没说清楚,他反正说明这是个坎。我突然这几年有点理解了,因为我自己也是步入六十岁以后的人。我是这样理解的,人生到六十以后,他为什么说六十到六十五岁,说了这么很具体的时间呢,就是我们的同辈跟前辈凋零了。凋零当然是人世很正常的一种现象,因为凋零,我们的婆婆也凋零了,我们的媳妇,熬成自己也快当婆婆了,这个时候必须要过什么坎呢?因为前辈给我们的约束是没有了,我们再也听不到长我们一辈的人给我们的教训,同辈的人到了这种年龄也锋芒收敛了,小辈的人不会指着前辈在那边说三道四,这个时候做艺术家的人,因为长期的束缚解脱了,所以应该可以放松了,然后进一步“自以为是”、“忘乎所以”。CDN-wWW.2586.WANG因为有了这个,才可以在艺术上走进更深的一步。当然,它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在当小媳妇的时候,要做一定的用功,让这个功在这个时候发挥作用。所以张锡良先生写了“昔我往矣”,这个不够,还要加四个字,“今我开来”。“往矣”不够,应该还要加“今我开来”,要有这个志气。
我引当代的一个书画理论家邱振中的一句话,我觉得说得极其精辟。他说,一件好的作品,必须同时具备传统核心的东西,同时还要具备传统没有的东西。大家可以去体会体会,他不说要具备传统,而是传统核心的东西。这个传统核心很大,如果是个云的话,任何我们在书画长河当中所有接触的书画家,他的东西应该都靠得到这个云里面来,有的也可能靠得很中心,有的只靠一个边,但是他应该都跟这个核心有联系,所以他必须要具备有核心的东西。这个不够,还要具备传统没有的东西。这精辟的两句话,我奉为宗旨,不管他是前人还是今人,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太精辟了。传统没有的东西就意味着要创新,以此来衡量张锡良先生,前面他的作品已经有传统核心的东西,但他的第二个部分,目前是不够,目前没有看到。我希望张锡良先生在这一点上,也要自己努力。这是我个人的意思,当然也可能每个人对于一个道理的理解不一样。

杨炳延(中国美术馆原副馆长):张锡良先生书法写得很好。好在什么地方?是好在对传统东西的吸收和发挥上,如果没有传统的吸收,就没有这样的书法。至于说非传统的东西,非继承的东西有多少,那是个人的个性问题。因为书法是借助汉字书写,书写者表达个人精神美的艺术,我们至今对这个美,对精神美,对这个东西的理解是什么。
看到锡良先生在一个片子里讲他学习书法的过程,就是学习书法的路怎么走的问题,我觉得锡良先生的书法路子对我有很大的启发,非常好。他是在学了历史上众位大家的基础上,最后去倾注于、喜爱于或者是酷爱赵之谦的东西。他临过历史上的很多帖子,很多名帖,在学赵之谦的过程当中,融合百帖的基础上,他有他的根基,打下了很深厚的功力的根基。善于融会贯通,善于把更多适合自己的东西和表现自己精神美的东西拿过来,成为自己的。
曾翔(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生导师):对张锡良先生特别熟悉。他一直跟我们特别亲近,所以没想到他那么大的岁数,在我的心目当中,觉得他很年轻。在湖南的时候,我们在一块都很融洽,也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先生,对他的书风也是非常熟悉的。
六十岁往上的这样的书家,我以为没有退步就是进步。能够保持自己旺盛的创作的技术含量,能够把作品越写越精致,越写越精到,我想这也是挺难的。这要有两个条件,第一是要有好的身体素质,第二是要有好的进取的一种心态。我觉得张锡良老师这种学习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姜寿田(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委员,《书法导报》副总编):张锡良先生整个的创作到今天为止,我认为完成了从风格,到技法,到心性,这三种境界的追求。因为他在90年代出名的时候,正是中国书法风格主义比较高涨的时期,就是中国书法在走向复兴以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受多元思想解放的影响,包括受文化上主体论的影响,就是强加书家的一种风格意志,这包括改变了书法长期以来对传统的看法。比如对海派的批判,使当代书法站到了主体解放的基点上,书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特别强调一种主体意识。我觉得张锡良先生通过对赵之谦的取法,完全了一种自我风格的命名。他站在这么一个时代的大潮当中,他选择了自己认同传统的一种方式,他选择了赵之谦。不论这种选择是无意识的,还是有意识的,我觉得对他个人的整个创作来说,都是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也就是说他通过对赵之谦的取法,完全了一种不同凡俗的风格追寻。同时赵之谦本身所具有的在帖学史上和碑学史上双重的高度,又使他占据了笔法上的制高点。在90年代,笔法可能是一个备受揶揄的名词,但是张锡良先生通过对赵之谦的取法,使他既在风格主义的追寻当中占据了制高点,同时也使他有可能深入帖学内部。在人们忽视笔法的时候,他通过对赵之谦的取法,同时对笔法的一种坚守,这种坚守在他后期的创作当中,我记得他有一本册子,上面的题目就是“笔法至上”。赵之谦在碑学史上和帖学史上具有双重意义,第一是二王的绞转笔法从唐代孙过庭之后就基本上消失了,消失了一千多年,矫转笔法在孙过庭之后的复现,实际上就是在赵之谦笔下又重现了,所以从这一点也可见赵之谦在帖学史上的意义。在碑学史上,碑帖融合,赵之谦是做得最为完美的,他通过用帖学笔法去写碑,实际上是超越了同时代的很多的碑学家,完成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碑帖融合。所以我觉得张锡良先生对赵之谦的取法,对他个人而言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所以从风格到技法,在张锡良先生的创作过程当中,他是把握得非常好的。近些年他又走向了一种心性化的创作,比如他在近期发表的文章里,《自拯与归守》,他就强调书家要回归心性,回归一种舒展,回归一种个体。我给他加了一个编者按,我说,书法对一个书家个体而言是这样,对整个时代的书法实际上也是这样,就是舍文化境界无从谈书法,舍生命境界也无从谈书法。书法是线的艺术,西方的罗丹说,一条线通贯着大宇宙,当然他说的不是中国的线,但是他也表达了这么一种东西。由此,舍笔法也无从谈书法。所以对一个书法大家而言,书法是一个艰苦的历程。就像熊秉明说的,当书法发展到最后,追问存在的时候,实际上它就到了书法的最后的一个关头,也就是一种最后的追寻。刚才石开先生说,书法要有传统核心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传统核心的东西,除了千锤百炼的那种技法的核心之外,它还包含更多的东西,比如说一个生命境界,一个文化境界。我觉得中国的书法实际上是一种诗画与哲学的艺术,严格意义上,中国书法的笔法和线在西方当中是没有的,中国的线是完全建立在诗画哲学,也就是中国的易道哲学、老庄哲学的基础上,所以它最后的归结,肯定是一种生命境界和文化境界。在这个前提下,它对技术的要求是不言而喻的,三者的合一最后整合为一个书法的大家。在这点上,我们寄希望于张锡良先生的创作,达到一个老年变法的更高的阶段。
周祥林(中国书协理事):我看完张老师的作品以后,有五点个人感受:第一,格调高雅,整个作品传出的气息是格调高雅。我为什么要把它放在第一点呢?因为当代书坛俗的东西太多,书法作品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高和低,但是雅和俗是一个根本的界限。所以锡良老师的作品我觉得气格高雅。刚才大家都说取法赵之谦,但是我觉得除了赵之谦之外,他去掉了赵之谦身上很多容易流俗的东西,因为赵之谦的行书、隶书、篆刻我觉得他或多或少有一些当时人给他的这种比较媚俗的东西,但是锡良老师在化解的时候,他把这些俗的东西都去掉了。他为什么能够把这些俗的东西去掉呢?我觉得来自于我的第二点感受,就是他的功力比较深厚。我们前几天碰到一个书法家,他拿着他的作品给我们看,大家都说好,我这个人比较讨厌,我就说,你变来变去,有什么好变的。他说,我不变怎么行。我说,变是要有基础,如果你的变没有一个基础做支撑,你就是一个花架子。你的字写不好,你老换毛笔,换这么长的也没用,菜炒不好,你换锅怎么行。你炒菜炒不好,说这个锅不行,我要换个锅,这个路子不对。功力深厚,从他的作品里,我们上溯可以看到二王,看到米芾,往下看可以看到元、明、清一些大家的影子,旁及可以看到六朝碑版,汉魏碑版,熟悉书法史的人都知道,我们虽然轻轻的讲过这么几句,但是事实上他含载的这个东西可能是他几十年的心血,如果没有这几十年的心血,没有上追、下载、旁及,他就不可能去掉这个俗,而得到高雅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他功力深厚的表现。第三是他涉猎广泛。你从这里面看,除了我刚才讲的以外,他涉猎的东西非常广,古人的,今人的,从这篇文章里可以看出,他的文学性,他的诗意的东西。他不像有的人读书,有的人读了很多书,最后就是知识,古人讲的掉书袋。他是把这种知识转换成一种气质,不知不觉地融在他的笔墨之下。我觉得读书和创作永远是他自我约束的一种表现。刚才石开老师讲,六十五岁以后可以自由自在,但是我觉得,超一流的书法大家、艺术大家永远都是在约束自己,他不敢有放纵,他放纵一会儿就觉得不行了,我不能永远的这么放纵下去。如果总是这么放纵,你不可能达到最顶级的那个地方。第四是个性强烈。张锡良的字不管放在众多的作品当中,当然现在的垃圾作品比较多,即使放在古人当中,你一看也是张锡良的。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鲜明的个性,这么高雅的气质,涉猎这么广,我觉得首先是他的人品决定的。因为我每次看到锡良老师,都有一种亲切感,他特别像我小的时候的一个老师徐畅先生,他们两个人的气质很像,我每次见到他都觉得很亲切。所以这种人品、艺品、学识、修养的高度统一,才会让他的个性这么强烈,但是不张扬,很温润,就像一片湖水,请轻轻走进它的时候,它就滋润你,而不是像大海忽然来了一个海啸。我觉得中国文化是江湖文化,不是海啸文化,所以每一个中国的书法家能够达到像湖一样滋润别人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一种境界,其他的都是多余的。
最后一点是他的影响广大。讲到湖南书法家,马上会想到张锡良,在全国想到著名的书法家,马上会想到张锡良。这个影响从这次展览就能看出来,这么多的年轻后学来帮忙,好朋友都来参与,这就是人品和艺品双重在支撑着这个东西,在起作用。就我个人而言,我想,用不了多久,别人在想到陶渊明,想到《桃花源记》的时候,一定会想到桃花源里面还有一个张锡良。

马啸(著名书画家,中国国家画院教学培训中心副主任):在我心目中,锡良先生理应是新时期以来湖南最有成就、最有影响的书法家,在我心目中是这样,当然也是全国最有成就的书法家之一,但是他本人的为人非常和蔼,非常亲切。
关于传统、个性这个问题。我们进到21世纪,不仅是锡良先生一个人,很多人都有一种这样的认识,实际上这个认识已经是比较一致了,就是传统是需要的。但是究竟是怎样的传统,有了传统之后还要怎么走,这是一个的确需要我们考虑的问题。当下有这个风、那个风,比如二王风、小行草风,有很多。我知道锡良先生早年的时候都是学的赵之谦,赵之谦是构成他书法风格的一个基调。书法在所有的艺术里,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要命的艺术,这个东西一定要有规定性,一定在这里面能看出你有继承的东西,你纯粹不继承的,纯粹是自己的,我相信这个东西在世界上可能存在不了多久。今天我们一看,他这里面除了赵之谦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比如黄宾虹的东西,他把各种东西融合得很好,而且很雅。有些东西现在很多人也是融,融到最后搞得乱七八糟,所以这也是他高明的地方。
朱培尔(中国书协篆刻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书法》杂志副主编):锡良老师的展览,我有几个感想:第一,新时期在湖南的书家当中,锡良老师是最有代表性的,无论是他八、九十年代在全国获奖,还是到现在,湘军尤其是年轻的一批,以常德周围为代表的一批年轻书法家,都是和他的成功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当之无愧,可以说他是湖南当代书坛的领军人物,新世纪以来的领军人物,当之无愧。
第二个感想,趋当代的书法,尤其是最近几年的书法,好像只有写那个类型的书法,或者写书法,写行草书,只有写二王或者写苏东坡才是正道,再往后写就不是了。可能方向是没有错,口号也没有错,但是对书法的发展未必是有利的。所以我的感觉是,实际上书法的取法没有一个是必需的,说一定要写二王就是正道,当然写二王没有错,是个大道,但是未必是必需的。我特别佩服锡良老师在什么地方呢,他的书法取法晚清赵之谦,这二三十年以来,没有更多的去进行自己的改变,他还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来融入他自己不同的新的感想。雅也好,文气也好,韵味也好,但是骨子里他还是赵之谦的。我觉得这样的取法,实际上对当代书坛的取法,至少有启发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的书法有没有一定必须走的路,未必一定要去写那样的书法。所以我的感觉就是,我们现在的展览,已经看不到写伊秉绶的,也看不到写康有为的,也看不到写赵志谦的,更看不到写扬州八怪的,尤其是最近的一系列的全国大展当中,我觉得这样的现象是很不正常的。 李强(《青少年书法报》社副社长):讲到湖南的书法家,首先都要想到张锡良老师。张锡良老师跟别的这些老师不太一样的是,他没有很显赫的职务,也没有特别大的盛名,并且在没出名之前,做过老师、电影放映员、美工等等很多工作,他在全国获奖的时候已经将近五十岁了。他这个过程真正做到了厚积薄发,是一步一步坚实地走过来的。到六十多岁,他的作品经过了多少年的修炼,多长时间的沉积,反倒比我们看那些特别有名气的大书法家来得更真诚,并且更纯净,这种纯净我觉得是最能感染人的。创作写得太多,有时候是伤自己的,因为你的才气、你的精力达不到以后,你过分的在制作作品,有很多作品是粗制滥造。张老师的创作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感而发,发自内心,而且轻松、典雅,完全没有世俗气,这样一种心态来写,所以他的作品才能真正的打动人。这样的作品打动我们的同时,也给书坛带来很多清新之气,因为现在过多的一种书法、一种书体、一种书风打天下这样的东西太过于单一了,因为传统的东西有很多,所以张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启示。

肖文飞(中国书法院学术部主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学博士):张锡良老师是我们湖南书法界的一面旗帜,他影响了一大批中青年。他当时在湖南做创作委员会主任的时候,把创作委员的活动做得风生水起,影响很大。我跟张锡良老师以前也有一个访谈,对张锡良老师的各方面,包括学书经历、书写思想上都有比较深的了解,有些观点我们两个还是比较合拍的,但是有些观点我们还是有一些差异性的东西。
我想当代书法有两种趋势,一种是强调书写性,就是自然书写这种书写性,一种是强调视觉性。强调书写性,可能还是强调这种书法,书写性可能是针对书法的时间性,它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自然的流露,是一种自然心性的表达,跟生活的这种关系,就是艺术跟人的关系。还有一种书法是偏向于视觉性,视觉性可能更多的跟当代其他的艺术门类,比如绘画、建筑、设计等等产生关联。这两种书法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我也没办法做一个判断。所以这两种东西,孰是孰非,谁对谁错,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但是相对于张锡良老师来说,他的书法显然是偏向于前一种,就是这种日常书写,这种表现自己个人的的一种心性,平时生活当中是怎么样,在书法上表达就是怎么样。偏视觉的这种艺术,它可能更多的是带有一种观念,带有其他的东西。我们看张锡良老师的作品,到展厅一看,你说哪一件作品是他刻意去创作的,可能都没有,是他自己自然的书写状态,平时是怎么样,就把它真实的表达出来。这是传统书法一种最主要的形形式。
第一,我对张老师书法的感受,就是生活性,跟人的关系。现在很多写书法的,跟人、跟生活已经脱节了,已经没关系了。
第二,张老师提的一个观点就是笔法至上,把笔法放在最高的位置。这句话跟赵孟頫的那句话“用笔千古不易”大致差不多。关于这句话,历史上有争论,这种争论到最后可能也没有一个结果。我是这样理解这句话,用笔千古不易,这个用笔不是指某种具体的笔法,而是我们在利用工具材料进行书写的时候,毛笔作为一个物,它有它的物性。我们在书写过程当中,要表现出我们对毛笔作为一个物,物性的尊重,对工具材料性能的一种尊重。只要你拿毛笔写字,它的一些客观规律你就不能违背。当代书法,很多理论家一开始都喜欢把书法谈得很大,一下子是宇宙精神,一下子又是道或者阴阳,我想这些东西没错,我们的书法最终是要表现这种东西,但是最主要的它最后还是要通过毛笔作为一个通道,通过这个通道来表现,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东西。我觉得当代对其他方面都不缺,个性、思想等等都不缺,最缺的还是缺乏对工具材料作为物,这个物性的尊重。我们在书写过程当中,如果能把工具材料,把毛笔本身所有的性能,能够尊重它的规律,能够把它发挥出来,这其实就是一个最具体的体道、见道的过程。张老师在这方面,笔法至上,在这方面我觉得是非常到位的。
第三,张老师的这个标题,我进展厅的时候,跟一平兄,跟向君也在说,张老师是不是有种东西还没有明说。从这个标题我能感受到某种东西,日常生活中张老师比较谦虚、比较随和,大家不要被这个假象骗了,我知道他内心其实有一种冲动,有一种对艺术的追求,他内心的标准应该是非常高的,生活当中的张老师跟艺术当中是不一样的。可能也就是说,我写了多少年的赵之谦,在最后的时间,我还要有突破。我从你展览的作品已经感觉到有一些变化。张老师到了七十的年龄,可能这个标题是不是你这种意识没有把它表达出来,但是已经隐含了这样的意识,也预示了你今后书法的一种变化。我们充满期待。
黄俊俭(《书法导报》副主编):张锡良先生在帖体上保留了北碑书法的特点,在用笔上身入了很多写帖的方法。我认为这种巧妙的糅合、酿造,使得整幅作品显得厚重、洒脱而不失张扬,我认为这正是他追求独立的匠心所在。

张锡良,号悲风,1943年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书法家协会顾问,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客座教授,湖南省书法家协会创作委员会主任,湖南省政协委员。
张锡良先生是一位从桃花源里走出来的书法家,一生崇尚陶渊明“躬耕自资”的隐逸淡然生活状态,半个多世纪固守寒灯冷凳,在书坛天地里默默耕耘。他取法清代赵之谦,又突破古人窠臼,最终形成个人独特风格。本次展览共展出七十余幅作品,突出体现了陶渊明“柔”、“淡”、“远”的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艺术风格。
作品参加第五、六、七届全国书法篆刻展览,其中第五届获“全国奖”,参加第四、五、六届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展览,其中第四、五届获奖,并同时参加国内外多次重要展览。曾录制当代五十名书家“五体书临摹示范”VCD光盘。2000年获评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德艺双馨”会员,并当选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届兰亭奖评委、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书法篆刻展览评委。先后出版了多部张锡良书法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