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仁墓志》到《王之涣墓志》——唐代张旭楷书刻石
来源：不详 时间：2014/8/20 23:08:35 点击：
张旭是盛唐时期首屈一指的书法大家，不论是他的草书还是他的楷书，都在开元天宝年间有着巨大的影响，也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张旭的楷书作品一向鲜见，传世署名“张旭书”的仅有开元二十九年（741）的《尚书省郎官石记序》一件，原石早已佚失。宋代已有学者指出当时就有《石记序》的翻刻本，而现存的《石记序》拓本不止一种，已经有文章指出均属翻刻后的拓本。历来的碑石翻刻本，往往会使书法原有的精气神丧失，但又在大体上保存了原来字形的样式。目前影印出版的《张旭郎官石柱记存》一帖，就是如此。它的字形点划已显得僵硬，笔力巳软，运笔的提按起伏几乎看不出来了。这个本子虽说是翻刻石的拓本，仍是属于张旭楷书体系的一部分，作为研究张旭楷书书法的重要参考物件，完全是可以用的。
20世纪的三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在河南洛阳地区先后出土的墓志中，有两件志石的字迹体势相同。显然这两方墓志的书丹者系同一人，只不过是一石上有书丹者的署名，另一石上则没有留下署名。这两方墓志是：1992年考古发现的天宝元年742署“吴郡张旭书”的《严仁墓志》；
（二）1931年前后出土的天宝二年743的《王之涣墓志》。
天宝元年的《严仁墓志》
《严仁墓志》经考古发掘面世后，当年的《中国文物报》、《文物》杂志和《书法丛刊》都曾加以报道，《书法丛刊》总第三十二期上还发表了墓志书法字迹原大的拓片。CDn-WwW.2586.WanG这些文章和图片为考证和研究张旭的楷书提供了最直接的资料。
《严仁墓志》的志石上原题“唐故绛州龙门县尉严府君墓志铭并序”，石上有方形界格，文字21行，满行21字，共计430字。志铭后部署“前邓川内乡县令吴郡张万顷撰吴郡张旭书”。《严仁墓志》石上虽然刻有界格，但格子中写的字大小有着差异，书丹只是基本上守着界格，运笔雄健，可以看出书写时每一点划的行笔感觉。字的点划，有的饱满，有的却瘦硬，并不一律，字形结构的变化出入明显，甚至有的字形出现了不稳定感。但志石上全篇文字的精气神是一致的，通篇浑然一体，整体看上去有着一种痛快淋漓的行笔气势。
因为《严仁墓志》上有的字书写的并不完美，所以有文章指出：“《严仁墓志》从总体上看，具有典型的唐人书风，具体的分析，有很多字也确实书刻精当，与《郎官石柱记》的风貌不远。”但文章中又作臆测说“是否可能是：张旭当时并未书写此志，是当事者（不见经传）慕其名，集取流传的张旭单字，缺字部分由出于无奈，由书法水平平庸的无名氏凑足，摹刻工人则不管三七二十一，按图照搬完事。或者，根本就不是张旭真笔，署上伪款而已。”以上看法，表明了许多人不愿意看到署名张旭书的作品上有诸多的毛病，这心愿是好的。但历史上著名的大书家写出的所有的字，未必全都会令人满意，谁也不能保证唐人张旭写的字就不会有败笔或错别字。《严仁墓志》上的书法，绝大多数字是写得好的，如前所言是“书刻精当”的，不能因为有部分字形不好看，就怀疑不是张旭的书法。
《严仁墓志》的撰稿人，在志石上写明了是“前邓川内乡县令吴郡张万顷”，此人与张旭既是同乡又是同姓。墓主严仁是“馀杭郡人”，曾任“绛州龙门县尉”。古龙门县与内乡县之间的重要地点是洛阳，是唐王朝的东都。洛阳曾是张旭生平中几度前往活动的地方，洛阳地区也是唐时官吏、文人们活动的重点所在。张旭应“吴郡张万顷”约请来为“馀杭郡人”严仁的墓志书丹，一是出于与志文撰稿人的熟稔，二是出于撰稿人、书丹人与墓主属吴越大同乡的关系。由于人情与郡望的关系，张旭为《严仁墓志》书丹，完全是人之常情而又顺理成章的事。墓志作为陪葬品，在唐代是大行其道的，墓志文字的撰稿和书丹者，一般都是与墓主生前有过关系，或者是墓主家属所瞩意的人。试想，严仁的家属怎么可能会请无关的“书法水平平庸的”人来“凑足”或“署上伪款”呢？有些字书写不到位，应从书写时的执笔姿态上去寻找原因。从总体上看，《严仁墓志》的书法运笔爽利，点划之间有一种倜傥不羁的意态，这极符合张旭其人的性格。墓志上写的字，有一种下笔既成，不屑多加布摆的态势，所以只见全篇书法的字迹神完气足，其间并无临仿者那种胆怯的扭捏之态。
《严仁墓志》原石的边长是５０厘米多一点儿，长与宽都是这么大，在结构上出毛病的一些字，大都出现志石的下方和左边。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人们在写字时，笔与纸结合的位置，是在眼前方一尺左右的地方为最佳，这个距离最适宜手臂的上下左右四方的伸展，如果超过这个尺度，就应该移动书写件或者移动身体位置，以适应手与眼之间的距离。否则，以不变的位置硬写下去的话，难免会在视线上受阻，而出斜视，同时手臂的运作就会出现不太自如，写出的字在结构上也就很难尽如人意。《严仁墓志》完全可能因为书丹者张旭懒得多次移动身位，而墓志石又是不容易搬动的重物，就那么一路写下来又写过去，很快写完全篇铭文，所以便出现志石上特殊部位的字形结构失衡的问题。
《严仁墓志》的书法，另外还有两个明显之处，即存在着错别字和简化字。这两点在传世的《郎官石记序》中也是都有的，如果特别从写错别字这点来着眼的话，也许可以为辨识张旭的楷书，从另一个侧面提供了信息。从张旭写字的率意性上去考虑，他毕竟不曾像颜真卿似的写过《千禄字书》那种楷法实用准则，那么在字的点划上多写或少写一笔却成了张旭楷书的一种另类风格了。虽然这种写字方法不足以效仿，但作为研究张旭楷书的一种参考条件来加以利用，却未尝不可，也不失为是一种方法。 《严仁墓志》的书法，从其时代性和个人风格上看，的确是出于张旭的手笔。从墓志中与《郎官石记序》上一些字的相同写法，也可以得到证明，比如昌、吴、郡、顷、国、迁等字，就写的完全一样。同时也说明《郎官石记序》的书写比《严仁墓志》为时仅早出一年又两个月，因此，它们的字形面貌是相近的。 天宝二年的《王之涣墓志》 《王之涣墓志》出土的具体时间与地点均未详，估计是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之间，盗墓者掘出来的，后几经转手卖给了收藏者李根源。最早议论此墓志的是章太炎，他在1932年写的《曲石唐志目四跋》中有《王之涣墓志》，以后又有岑仲勉《续贞石证史》、启功《碑帖中的古代文学资料》、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中的《靳能所作王之涣墓志铭跋》等文。诸家注重的都是墓志的文字内容，几乎没有谈到墓志的书法。因为《王之涣墓志》上仅有“宣义郎河南府永宁县尉河靳能撰”的记载，而无书丹者的署名，致使人们都对此墓志的书法未能多加留意。笔者由于注意《严仁墓志》的书法与字形，在翻检书法资料的过程中，无意间见到了《王之涣墓志》拓片的影印件。初见之下，便觉得这样的字似曾相识，此墓志书法的字形结构，看上去与新出土的《严仁墓志》相近，遂将两件墓志的影印件加以比对，一望之下，令人惊奇，两件墓志书法的点划提按以及全篇气势极其相似，完全是一人所写。 再看《王之涣墓志》上记载的“葬于洛阳北原”，时间为“天宝二年五月廿二日”，时间、地点这两项也都与《严仁墓志》的相近。 《王之涣墓志》志石上原题“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尉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志石上有界格，局部有缺损，文字24行，满行24字，存545字。
《王之涣墓志》的书写晚于《严仁墓志》，两志均出于洛阳地区，书法的字形与体势一致，《王之涣墓志》虽然没有书丹人的署名，但从两件志石的诸多共同点来看，《王之涣墓志》应当是张旭楷书的又一件作品。张旭楷书写的点划挺拔，运笔利落的特点，在《王之涣墓志》的书法中也充分地体现着。按照墓志文字的行文特点来看，《王之涣墓志》上的许多字，比如志题和文中的年月、礼仪、词曰等部分，都与《严仁墓志》中的字相同，应是同一人出于一时所书写，每个相同的字的点划形态，在两件志石中写的是一样的。不论从用笔的习惯，运笔的轻重，字形结构的特点，以及全篇文字浑然一体的精气神来观察，《王之涣墓志》书写的均与《严仁墓志》相同。《王之涣墓志》左下方的字，有的书写的也不太周正，这点与《严仁墓志》的情形相同，有的字挤压在中间部分的点划几乎不成形了。此外，《王之涣墓志》上也有错别字，“修”字写成了双人旁，与《郎官石记序》中的那个字完全一样。更为引人注意的是，在《王之涣墓志》的最后两行里出现了几个“兮”字的草写，这是张旭在楷书中间夹杂行草字的又一种特色。
综合起来分析《王之涣墓志》书法的长处与短处，都可以看出是与《严仁墓志》相似，只不过在《严仁墓志》上写明了是“吴郡张旭书”，而《王之涣墓志》上没有留下张旭的署名。《严仁墓志》书于天宝元年十一月，《王之涣墓志》书于天宝二年五月，两方志石的书写时间仅仅相差半年有余，地点则是处在同一地区，虽然《严仁墓志》出土于偃师，但西距洛阳并不远。由此也证明了，天宝初年，张旭正生活在洛阳一带是可信的。张旭曾经得到两位盛唐诗人的赠诗，一位是李颀，还有一位是高适，他写过一首《醉后赠张九旭》的诗，高适还写过《蓟门不遇王之涣郭密之因以诗留赠》，因诗证明，高适是分别与张旭、王之涣都有过交往的。王之涣是著名诗人，他的墓志由其堂弟王之咸请人撰文、书丹，而撰文者靳能是王之咸的好友，王之咸曾任过长安尉，与张旭在长安时即已相识绝对是有可能的，他请张旭来为《王之涣墓志》书丹，也在情理之中。
通过以上的考索与探究，笔者认为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出土的《王之涣墓志》，与九十年代同在洛阳地区出土的《严仁墓志》，都是张旭的楷书作品。辨明《王之涣墓志》的书丹者，同时证明了《严仁墓志》书者署名的真实，对于唐代书法的史实来说，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情节。张旭在开元末年书于西安的《郎官石记序》，与天宝初年书于洛阳的《严仁墓志》和《王之涣墓志》，这三件楷书作品，还为人们提供了张旭的部分行止，对于研究张旭的书法及其活动均是有益的可贵资料。
20世纪的三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在河南洛阳地区先后出土的墓志中，有两件志石的字迹体势相同。显然这两方墓志的书丹者系同一人，只不过是一石上有书丹者的署名，另一石上则没有留下署名。这两方墓志是：1992年考古发现的天宝元年742署“吴郡张旭书”的《严仁墓志》；
（二）1931年前后出土的天宝二年743的《王之涣墓志》。
天宝元年的《严仁墓志》
《严仁墓志》经考古发掘面世后，当年的《中国文物报》、《文物》杂志和《书法丛刊》都曾加以报道，《书法丛刊》总第三十二期上还发表了墓志书法字迹原大的拓片。CDn-WwW.2586.WanG这些文章和图片为考证和研究张旭的楷书提供了最直接的资料。《严仁墓志》的志石上原题“唐故绛州龙门县尉严府君墓志铭并序”，石上有方形界格，文字21行，满行21字，共计430字。志铭后部署“前邓川内乡县令吴郡张万顷撰吴郡张旭书”。《严仁墓志》石上虽然刻有界格，但格子中写的字大小有着差异，书丹只是基本上守着界格，运笔雄健，可以看出书写时每一点划的行笔感觉。字的点划，有的饱满，有的却瘦硬，并不一律，字形结构的变化出入明显，甚至有的字形出现了不稳定感。但志石上全篇文字的精气神是一致的，通篇浑然一体，整体看上去有着一种痛快淋漓的行笔气势。
因为《严仁墓志》上有的字书写的并不完美，所以有文章指出：“《严仁墓志》从总体上看，具有典型的唐人书风，具体的分析，有很多字也确实书刻精当，与《郎官石柱记》的风貌不远。”但文章中又作臆测说“是否可能是：张旭当时并未书写此志，是当事者（不见经传）慕其名，集取流传的张旭单字，缺字部分由出于无奈，由书法水平平庸的无名氏凑足，摹刻工人则不管三七二十一，按图照搬完事。或者，根本就不是张旭真笔，署上伪款而已。”以上看法，表明了许多人不愿意看到署名张旭书的作品上有诸多的毛病，这心愿是好的。但历史上著名的大书家写出的所有的字，未必全都会令人满意，谁也不能保证唐人张旭写的字就不会有败笔或错别字。《严仁墓志》上的书法，绝大多数字是写得好的，如前所言是“书刻精当”的，不能因为有部分字形不好看，就怀疑不是张旭的书法。
《严仁墓志》的撰稿人，在志石上写明了是“前邓川内乡县令吴郡张万顷”，此人与张旭既是同乡又是同姓。墓主严仁是“馀杭郡人”，曾任“绛州龙门县尉”。古龙门县与内乡县之间的重要地点是洛阳，是唐王朝的东都。洛阳曾是张旭生平中几度前往活动的地方，洛阳地区也是唐时官吏、文人们活动的重点所在。张旭应“吴郡张万顷”约请来为“馀杭郡人”严仁的墓志书丹，一是出于与志文撰稿人的熟稔，二是出于撰稿人、书丹人与墓主属吴越大同乡的关系。由于人情与郡望的关系，张旭为《严仁墓志》书丹，完全是人之常情而又顺理成章的事。墓志作为陪葬品，在唐代是大行其道的，墓志文字的撰稿和书丹者，一般都是与墓主生前有过关系，或者是墓主家属所瞩意的人。试想，严仁的家属怎么可能会请无关的“书法水平平庸的”人来“凑足”或“署上伪款”呢？有些字书写不到位，应从书写时的执笔姿态上去寻找原因。从总体上看，《严仁墓志》的书法运笔爽利，点划之间有一种倜傥不羁的意态，这极符合张旭其人的性格。墓志上写的字，有一种下笔既成，不屑多加布摆的态势，所以只见全篇书法的字迹神完气足，其间并无临仿者那种胆怯的扭捏之态。
《严仁墓志》原石的边长是５０厘米多一点儿，长与宽都是这么大，在结构上出毛病的一些字，大都出现志石的下方和左边。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人们在写字时，笔与纸结合的位置，是在眼前方一尺左右的地方为最佳，这个距离最适宜手臂的上下左右四方的伸展，如果超过这个尺度，就应该移动书写件或者移动身体位置，以适应手与眼之间的距离。否则，以不变的位置硬写下去的话，难免会在视线上受阻，而出斜视，同时手臂的运作就会出现不太自如，写出的字在结构上也就很难尽如人意。《严仁墓志》完全可能因为书丹者张旭懒得多次移动身位，而墓志石又是不容易搬动的重物，就那么一路写下来又写过去，很快写完全篇铭文，所以便出现志石上特殊部位的字形结构失衡的问题。
《严仁墓志》的书法，另外还有两个明显之处，即存在着错别字和简化字。这两点在传世的《郎官石记序》中也是都有的，如果特别从写错别字这点来着眼的话，也许可以为辨识张旭的楷书，从另一个侧面提供了信息。从张旭写字的率意性上去考虑，他毕竟不曾像颜真卿似的写过《千禄字书》那种楷法实用准则，那么在字的点划上多写或少写一笔却成了张旭楷书的一种另类风格了。虽然这种写字方法不足以效仿，但作为研究张旭楷书的一种参考条件来加以利用，却未尝不可，也不失为是一种方法。 《严仁墓志》的书法，从其时代性和个人风格上看，的确是出于张旭的手笔。从墓志中与《郎官石记序》上一些字的相同写法，也可以得到证明，比如昌、吴、郡、顷、国、迁等字，就写的完全一样。同时也说明《郎官石记序》的书写比《严仁墓志》为时仅早出一年又两个月，因此，它们的字形面貌是相近的。 天宝二年的《王之涣墓志》 《王之涣墓志》出土的具体时间与地点均未详，估计是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之间，盗墓者掘出来的，后几经转手卖给了收藏者李根源。最早议论此墓志的是章太炎，他在1932年写的《曲石唐志目四跋》中有《王之涣墓志》，以后又有岑仲勉《续贞石证史》、启功《碑帖中的古代文学资料》、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中的《靳能所作王之涣墓志铭跋》等文。诸家注重的都是墓志的文字内容，几乎没有谈到墓志的书法。因为《王之涣墓志》上仅有“宣义郎河南府永宁县尉河靳能撰”的记载，而无书丹者的署名，致使人们都对此墓志的书法未能多加留意。笔者由于注意《严仁墓志》的书法与字形，在翻检书法资料的过程中，无意间见到了《王之涣墓志》拓片的影印件。初见之下，便觉得这样的字似曾相识，此墓志书法的字形结构，看上去与新出土的《严仁墓志》相近，遂将两件墓志的影印件加以比对，一望之下，令人惊奇，两件墓志书法的点划提按以及全篇气势极其相似，完全是一人所写。 再看《王之涣墓志》上记载的“葬于洛阳北原”，时间为“天宝二年五月廿二日”，时间、地点这两项也都与《严仁墓志》的相近。 《王之涣墓志》志石上原题“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尉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志石上有界格，局部有缺损，文字24行，满行24字，存545字。
《王之涣墓志》的书写晚于《严仁墓志》，两志均出于洛阳地区，书法的字形与体势一致，《王之涣墓志》虽然没有书丹人的署名，但从两件志石的诸多共同点来看，《王之涣墓志》应当是张旭楷书的又一件作品。张旭楷书写的点划挺拔，运笔利落的特点，在《王之涣墓志》的书法中也充分地体现着。按照墓志文字的行文特点来看，《王之涣墓志》上的许多字，比如志题和文中的年月、礼仪、词曰等部分，都与《严仁墓志》中的字相同，应是同一人出于一时所书写，每个相同的字的点划形态，在两件志石中写的是一样的。不论从用笔的习惯，运笔的轻重，字形结构的特点，以及全篇文字浑然一体的精气神来观察，《王之涣墓志》书写的均与《严仁墓志》相同。《王之涣墓志》左下方的字，有的书写的也不太周正，这点与《严仁墓志》的情形相同，有的字挤压在中间部分的点划几乎不成形了。此外，《王之涣墓志》上也有错别字，“修”字写成了双人旁，与《郎官石记序》中的那个字完全一样。更为引人注意的是，在《王之涣墓志》的最后两行里出现了几个“兮”字的草写，这是张旭在楷书中间夹杂行草字的又一种特色。
综合起来分析《王之涣墓志》书法的长处与短处，都可以看出是与《严仁墓志》相似，只不过在《严仁墓志》上写明了是“吴郡张旭书”，而《王之涣墓志》上没有留下张旭的署名。《严仁墓志》书于天宝元年十一月，《王之涣墓志》书于天宝二年五月，两方志石的书写时间仅仅相差半年有余，地点则是处在同一地区，虽然《严仁墓志》出土于偃师，但西距洛阳并不远。由此也证明了，天宝初年，张旭正生活在洛阳一带是可信的。张旭曾经得到两位盛唐诗人的赠诗，一位是李颀，还有一位是高适，他写过一首《醉后赠张九旭》的诗，高适还写过《蓟门不遇王之涣郭密之因以诗留赠》，因诗证明，高适是分别与张旭、王之涣都有过交往的。王之涣是著名诗人，他的墓志由其堂弟王之咸请人撰文、书丹，而撰文者靳能是王之咸的好友，王之咸曾任过长安尉，与张旭在长安时即已相识绝对是有可能的，他请张旭来为《王之涣墓志》书丹，也在情理之中。
通过以上的考索与探究，笔者认为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出土的《王之涣墓志》，与九十年代同在洛阳地区出土的《严仁墓志》，都是张旭的楷书作品。辨明《王之涣墓志》的书丹者，同时证明了《严仁墓志》书者署名的真实，对于唐代书法的史实来说，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情节。张旭在开元末年书于西安的《郎官石记序》，与天宝初年书于洛阳的《严仁墓志》和《王之涣墓志》，这三件楷书作品，还为人们提供了张旭的部分行止，对于研究张旭的书法及其活动均是有益的可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