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在其 《我的朋友鲁迅——鲁迅挚友内山完造回忆录》中记载着鲁迅先生的一次“鉴定‘杜甫挂轴’”的故事——有一次，一位S博士对我说：“我带了一幅杜甫的挂轴过来，想找人帮我鉴定一下真伪。 ”我便问先生：“您认识什么鉴定家吗?”他回答说：“这可真有趣。中国都没有杜甫的真迹，日本时不时就会冒出一些在中国已经消失的东西。那个挂轴还请让我拜见拜见。”那是一幅很大的挂轴，展开来一看，先生喟叹：“我不知道这是谁写的，不过字写得还真是好。可惜的是，上面题的诗却是比杜甫晚了很多朝代的人做的。”之后又仔细看了旁边许多名家确认真迹的落款、印章，似乎是看到郑板桥的印章时，说道：“啊……这个字错了。若是郑板桥落款，按理说来是不应该出现错字的。 ”望着整幅挂轴，先生又说：“康熙、乾隆以及其他多数鉴定者的印章都是肉色的，跟杜甫落款的颜色一模一样——这张纸是染过的——果然是赝品。”内山完造对鲁迅先生鉴定“杜甫挂轴”的惊叹，“既是因为此前我从不知道先生竟能鉴定文物，也因为他一开始就凭上面的诗作是比杜甫晚了许多时代的人做的而判定这是赝品”。cDN-wwW.2586.wang

　　鲁迅先生鉴定“杜甫挂轴”的成功和收藏者的落败，对广大收藏爱好者的收藏自有着不少启示。

　　洞穿的眼力，对于收藏至关重要。事实上，这也是鲁迅先生迅捷判定此挂轴为赝品的关键所在。“上面题的诗却是比杜甫晚了很多朝代的人做的”，郑板桥的印章竟然有错字，“康熙、乾隆以及其他多数鉴定者的印章都是肉色的，跟杜甫落款的颜色一模一样——这张纸是染过的”，三方面的破绽，被鲁迅先生用火眼金睛一一识破，自源于鲁迅先生的好眼力。好眼力，当源于学习积累。不仅对本行要有相当的熟知程度，而且对相关的越界的知识亦要有所了解，所谓“小藏品里看大世界”是也。鲁迅先生之所以能够 “运用脑髓，放出眼光”，正是因为他有深厚的诗词修养，所以能够通过对诗被“穿越”的定位而作出真伪的甄别;正是因为他对文房的爱好，所以能够对金石、印泥、宣纸的性能了如指掌，并速速给出真伪的答案。由此观之，要玩收藏，要收藏真的好的东西，不读书不行，不请教不行，没有深湛的实践、深厚的积累不行，没有深邃的悟性、没有过人的眼力不行。

　　质疑的能力，这是鲁迅先生成功鉴定“杜甫挂轴”的又一重要因素。通常情况下，一提到杜甫的名头，一看到“字写得还真是好”，又看到有“许多名家确认真迹的落款”，一般人总是信以为真，抑或陷于不敢说、不想说、不会说的境地。然而，鲁迅先生不会如此。面对大人物、大来头而敢于据理直言，敢于据错质疑。他既从大处着眼，以为“中国都没有杜甫的真迹，日本时不时就会冒出一些在中国已经消失的东西”;又从小处着手，抓住细节的部分，一一予以判别，让人不能不心服口服。事实上，即使这幅挂轴没有上述三方面的明显破绽，收藏时，亦须以质疑的眼光加以鉴定。假的就是假的，只要细细审察，认真比较，反复推敲，总能发现其中的破绽。不迷信，敢于质疑，在怀疑中收藏，该是我们面对当今鱼龙混杂的收藏市场应取的正确态度。

　　良好的定力，也是收藏“杜甫挂轴”的那位仁兄(或委托人)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这位仁兄，收藏“杜甫挂轴”，既是因为缺乏起码的收藏知识，故而吃了大亏，上了大当的。同时，其亦是汹汹逐利的受害者。我敢断定，这位仁兄收藏此画，以为名头越大，增值空间就越大。然而，从整个收藏市场的情况看，凡一味追求金钱者，最后必遭人伏击。所以才有人在一些“名瓷名画名书名家具名杂件”面前欲“捡漏”而频频中枪;也恰恰是为利所诱，故而才会有人在津津有味听别人杜撰的收藏故事中屡屡吃 “药”。记得作为收藏家和表演艺术家的王刚说过：“作为一名收藏爱好者，与那几千万同道一样，无论当初出于何种目的，谁都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最后殊途同归：以一己之力，守望着、传承着民族的文化遗产。 ”不唯利是图，不以追求金钱为目的，放平心态，“守望着、传承着民族的文化遗产”，坚持这般良好的收藏宗旨、收藏定力，那么，我们就能避免栽跟斗。想起著名收藏家张伯驹先生，其生前买字画、艺术品从来不讨价还价，因为他眼力好，更怕一讨价会收藏不到好东西。对于流失的东西，他更是想办法借钱也要把珍贵的文物买回来。当时，《游春图》流到琉璃厂的一个老板手上，他竟忍痛将大拐棒胡同的房子出售换得220两黄金，并加上其妻当卖首饰的20两黄金，才换得《游春图》。解放后，他竟将100多件收藏品捐给了国家。其中特级珍贵的《游春图》、《平复帖》等，都捐给了故宫博物院。我们成不了张伯驹，但张伯驹这般良好的收藏定力、真诚的收藏态度，我们是可以学习的。（赵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