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创作
来源：不详 时间：2014/8/20 23:10:35 点击：
曾经想编一本自选画集的想法，已经有很多年了。记得在1993年之际，我所服务的中国美术学院的出版社曾经想为一批教授出画册，但我却一直不太积极，迁延日久，最后不了了之。其实在开始也并非没有积极过，但一翻捡自己的作品，觉得实在太平常，似乎不值得通过大型画册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以免在10年20年后自己看了也觉得惭愧。加之当时我对学术思想的梳理持有更浓郁的兴趣，经历主要集中于彼，也不想转移太多的注意力过来。30多岁的年龄，还有相当的雄心勃勃的想头，以当时在思想观念上的体悟所得，觉得可以在牵引当代书法创作、理论、教育各领域的观念更新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与影响力，这似乎比自己做一本书画集更有意义。故而没有大型画册问世。看到许多同行同道同窗的画册鱼贯而出，我也并不觉得有什么遗憾。
作为一种“交换”与“替代”，在1993年前后，我致力的书法创作新流派研究——学院派书法创作模式，终于“隆重登场”。对于这种直至目前还在众说纷纭的创新流派，我除了创作实际的作品之外，还撰写了将近80万言的论文著述。由是，当外界在争论得不亦乐乎之时，我却是充满了信心——经过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反复论证，我认为它基本上是可以成立的，并且在当下是有前瞻性的，因此又是具有未来的书法新流派，这当然要耗费不少精力与时问。CdN-WWw.2586.wANG而且在理论上，我们在“书法学学科建设”方面也投入了大量精力。连续三届“书法学”、一届“中国画学”、一届“篆刻学”的学术研讨会与论文集，还有几种学术专著，又使得它成为我们日常工作中的一个主导项目；至于教育上，除了主编1 5册“大学书法教材集成”的成套教材之外，还把研究的触角伸向博、硕士研究生教学，和相对于专业院校的综合性大学专业教学，以及从书法本科教学转向篆刻本科教学，特别是中国画本科教学的模式研究。在1997-2001年间，创作、理论、教育三方面的成果，相继获得了文化部、中国文联、教育部、书法家协会等的奖项。有时常常会自嘲自问：或许．它们的成功，正是与大型画册的迟迟不能成行，构成一定的因果关系？
但出身美术的书画家，有一大堆著述，却没有一本画册，终究是不太圆满。特别是在美术学院，创作业绩、手头功夫，始终是学生衡量教师、也是教师衡量教师的首要指标。于是，在忙学术理论、忙教学科研、忙新的创作流派探索的同时，我又不得不回头来整理自己的作品，在亲朋故旧与门生子弟的催促与鼓励下，为编成一本画册而耗费精力了。
收在本册中的作品，包含了极少几件20岁前后画的少作。时隔30年，当年的意气风发，现在是荡然无存了。在刚刚开始学画之初，师从过潘君诺、申石伽、应野平诸先生。记得申师石伽还借给我一堂郑午昌所作的春夏秋冬四季中堂条屏，对山水画的第一次深刻印象与粗浅理解，就是从那时留下的。石伽师还擅词赋，又与王福庵、韩登安等十分稔熟，从他那里，又能充分感受到作为一个清雅的文人士大夫诗、画、印一体化的综合氛围。潘师君诺的花卉草虫独步天下，但生平遭际坎坷，不遇于时，且膝下并无子嗣，我几乎是每年的年夜饭一定在他家吃，陪他守岁，看他作画。当然在几年时间里打下了较为扎实的笔墨功底，特别是在草虫方面，得到了悉心指点，可谓是传潘师之绝学。其后，又因家父引导，拜识了应野平师，一段时间里，对他的泼墨山水，以点皴法画云山雾峰而竟能如此挥洒如意，确实是着迷不已。此外，当时在沪上的一些名家，如张大壮、来楚生、唐云、陆俨少等，也有登门拜见求学的好机遇。现在想来，正是当年在上海的这些老书画家们的训诲，才使我的中国画学习有了较为理想的环境与氛围。这样的机遇，现在的青年学子是不会有了。书画界的成名艺术家自古即有“毁其少作”的传统，以为少年时代大抵稚嫩，应该藏拙，我却觉得这些“少作”记录了我的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不从作品看，仅从经历与史实看，似乎应该有纪实的必要。这，应该不会引来“敝帚自珍”的讥评吧？
到中国美术学院攻读沙孟海、陆维钊、诸乐三教授的研究生之后，在我的人生而言，是出现了一大转机。但对于专业而言，却是从中国画到书法篆刻。虽说古有诗书画一体的定论，但在一个艺术学科建设方面看，毕竟是“转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给我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并不是技术上的长进，而是这些老教授们与身俱来的学科意识和理论思维。他们的实践创作功夫，有许多是与一般的专攻一体传统方式截然相反。于是我也在系统学习理论的同时，篆隶楷草全面铺开，书画篆刻各项兼顾，连理论研究也是从书法向词学、画学发展，这也才有了后来的“学院派书法创作”，有了像《米罗的回忆》组画这样的尝试——传统的文人画技巧，在上海时已学得很深，不会一朝抛弃；但在思想上“不安分”，渴求新创，却是一个业余学书画者很难为之、但却在专业的温床里较易培育出来的素质。直到今天，这种永远不求满足，永远在寻求新的目标，永远在探索前行的意识，还是贯穿于我的教学、科研、管理，甚至校务院务政务等各项工作之中，陆维钊先生、沙孟海先生对我的再造之恩有许多丰富的内容，但首先即是在于这一点。
走向新世纪，我也走过了人生的一半旅途。在今后，作为绘画刻印还会是我不肯放弃的“立身之本”，但限于目前的杂务缠身，工作量太大，要像这本画集中所反映的种种专心探究独辟蹊径，无论从时间与精力上说，都已是一种“奢望”。剩下的，大约也就是古来许多书画家所走过的那条“人书俱老”的道路，不是呕心沥血、绞尽脑汁、力排众议、锐意进取的纯粹现代艺术家的生活方式，而是一种相对休闲的“名人字画”的类型。这对于我而言，也许是一种遗憾。因为像“学院派书法”的提出，本意即是希望把书法引向一个专业立场而非复文人字画的古典立场，但时势所迫，我现在又很难以一个单纯的艺术家立场，以大段的时间、精力作全身心的投入。于是在编完本画集之后，我忽然觉得，它更像是在做一种艺术人生的阶段总结工作，把从20世纪60年代到世纪之交的学艺道路作一归结。至于新世纪的目标，则应该选择一两个集中的突破点，比如学院派书法，比如中国画图式的再创造……在作周密的长时问思考的同时，进行短时间的突击投入，而不是再分散精力面面俱到。倘如此，在这第一本画册中带有集大全与综合的学艺历史纪录色彩浓郁的类型之外，第二、第三本画册，是否应该编成专门的学院派主题作品集或中国画图式探究集之类?最近，有一篇评论我的文章取名为“思想的创作”——“创作”过程是实践技术操作的过程，“思想”本来应该落脚到理论形态，如著作、论文，但现在却要落实到“作品”中来，似乎有些不对路。但我看了这个题目，却豁然开朗：以这个标题来总结我的书画篆刻创作实践，可谓是十分精准。无论是书法上的学院派、国画上的图式探究、篆刻上的多种素材运用……都是先有思想再有作品。且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想法，而是有完整的思想体系的支撑。当然，既是“思想的创作”，既是探索前行，必定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而在目前，我最缺乏的“资源”，就是时间与精力。必须惜时如金，以绝大的勇气为自己争得“艺术的时间”。这，几乎是一个主要的人生命题了。
人生真是一个谜，有时自己也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一心想做专业艺术家，从事艺术创新探究，并且还为此积累了大量理论成果的我，却必须以大量的精力去从事公共社会事务与行政管理事务的工作，或许，这对于单一的艺术创作而言，在思想方法与视野、胸襟方面，也是一种有益的锻炼甚至是一种必要的塑造更是一种补偿?（作者：陈振濂）
作为一种“交换”与“替代”，在1993年前后，我致力的书法创作新流派研究——学院派书法创作模式，终于“隆重登场”。对于这种直至目前还在众说纷纭的创新流派，我除了创作实际的作品之外，还撰写了将近80万言的论文著述。由是，当外界在争论得不亦乐乎之时，我却是充满了信心——经过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反复论证，我认为它基本上是可以成立的，并且在当下是有前瞻性的，因此又是具有未来的书法新流派，这当然要耗费不少精力与时问。CdN-WWw.2586.wANG而且在理论上，我们在“书法学学科建设”方面也投入了大量精力。连续三届“书法学”、一届“中国画学”、一届“篆刻学”的学术研讨会与论文集，还有几种学术专著，又使得它成为我们日常工作中的一个主导项目；至于教育上，除了主编1 5册“大学书法教材集成”的成套教材之外，还把研究的触角伸向博、硕士研究生教学，和相对于专业院校的综合性大学专业教学，以及从书法本科教学转向篆刻本科教学，特别是中国画本科教学的模式研究。在1997-2001年间，创作、理论、教育三方面的成果，相继获得了文化部、中国文联、教育部、书法家协会等的奖项。有时常常会自嘲自问：或许．它们的成功，正是与大型画册的迟迟不能成行，构成一定的因果关系？
但出身美术的书画家，有一大堆著述，却没有一本画册，终究是不太圆满。特别是在美术学院，创作业绩、手头功夫，始终是学生衡量教师、也是教师衡量教师的首要指标。于是，在忙学术理论、忙教学科研、忙新的创作流派探索的同时，我又不得不回头来整理自己的作品，在亲朋故旧与门生子弟的催促与鼓励下，为编成一本画册而耗费精力了。
收在本册中的作品，包含了极少几件20岁前后画的少作。时隔30年，当年的意气风发，现在是荡然无存了。在刚刚开始学画之初，师从过潘君诺、申石伽、应野平诸先生。记得申师石伽还借给我一堂郑午昌所作的春夏秋冬四季中堂条屏，对山水画的第一次深刻印象与粗浅理解，就是从那时留下的。石伽师还擅词赋，又与王福庵、韩登安等十分稔熟，从他那里，又能充分感受到作为一个清雅的文人士大夫诗、画、印一体化的综合氛围。潘师君诺的花卉草虫独步天下，但生平遭际坎坷，不遇于时，且膝下并无子嗣，我几乎是每年的年夜饭一定在他家吃，陪他守岁，看他作画。当然在几年时间里打下了较为扎实的笔墨功底，特别是在草虫方面，得到了悉心指点，可谓是传潘师之绝学。其后，又因家父引导，拜识了应野平师，一段时间里，对他的泼墨山水，以点皴法画云山雾峰而竟能如此挥洒如意，确实是着迷不已。此外，当时在沪上的一些名家，如张大壮、来楚生、唐云、陆俨少等，也有登门拜见求学的好机遇。现在想来，正是当年在上海的这些老书画家们的训诲，才使我的中国画学习有了较为理想的环境与氛围。这样的机遇，现在的青年学子是不会有了。书画界的成名艺术家自古即有“毁其少作”的传统，以为少年时代大抵稚嫩，应该藏拙，我却觉得这些“少作”记录了我的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不从作品看，仅从经历与史实看，似乎应该有纪实的必要。这，应该不会引来“敝帚自珍”的讥评吧？
到中国美术学院攻读沙孟海、陆维钊、诸乐三教授的研究生之后，在我的人生而言，是出现了一大转机。但对于专业而言，却是从中国画到书法篆刻。虽说古有诗书画一体的定论，但在一个艺术学科建设方面看，毕竟是“转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给我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并不是技术上的长进，而是这些老教授们与身俱来的学科意识和理论思维。他们的实践创作功夫，有许多是与一般的专攻一体传统方式截然相反。于是我也在系统学习理论的同时，篆隶楷草全面铺开，书画篆刻各项兼顾，连理论研究也是从书法向词学、画学发展，这也才有了后来的“学院派书法创作”，有了像《米罗的回忆》组画这样的尝试——传统的文人画技巧，在上海时已学得很深，不会一朝抛弃；但在思想上“不安分”，渴求新创，却是一个业余学书画者很难为之、但却在专业的温床里较易培育出来的素质。直到今天，这种永远不求满足，永远在寻求新的目标，永远在探索前行的意识，还是贯穿于我的教学、科研、管理，甚至校务院务政务等各项工作之中，陆维钊先生、沙孟海先生对我的再造之恩有许多丰富的内容，但首先即是在于这一点。
走向新世纪，我也走过了人生的一半旅途。在今后，作为绘画刻印还会是我不肯放弃的“立身之本”，但限于目前的杂务缠身，工作量太大，要像这本画集中所反映的种种专心探究独辟蹊径，无论从时间与精力上说，都已是一种“奢望”。剩下的，大约也就是古来许多书画家所走过的那条“人书俱老”的道路，不是呕心沥血、绞尽脑汁、力排众议、锐意进取的纯粹现代艺术家的生活方式，而是一种相对休闲的“名人字画”的类型。这对于我而言，也许是一种遗憾。因为像“学院派书法”的提出，本意即是希望把书法引向一个专业立场而非复文人字画的古典立场，但时势所迫，我现在又很难以一个单纯的艺术家立场，以大段的时间、精力作全身心的投入。于是在编完本画集之后，我忽然觉得，它更像是在做一种艺术人生的阶段总结工作，把从20世纪60年代到世纪之交的学艺道路作一归结。至于新世纪的目标，则应该选择一两个集中的突破点，比如学院派书法，比如中国画图式的再创造……在作周密的长时问思考的同时，进行短时间的突击投入，而不是再分散精力面面俱到。倘如此，在这第一本画册中带有集大全与综合的学艺历史纪录色彩浓郁的类型之外，第二、第三本画册，是否应该编成专门的学院派主题作品集或中国画图式探究集之类?最近，有一篇评论我的文章取名为“思想的创作”——“创作”过程是实践技术操作的过程，“思想”本来应该落脚到理论形态，如著作、论文，但现在却要落实到“作品”中来，似乎有些不对路。但我看了这个题目，却豁然开朗：以这个标题来总结我的书画篆刻创作实践，可谓是十分精准。无论是书法上的学院派、国画上的图式探究、篆刻上的多种素材运用……都是先有思想再有作品。且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想法，而是有完整的思想体系的支撑。当然，既是“思想的创作”，既是探索前行，必定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而在目前，我最缺乏的“资源”，就是时间与精力。必须惜时如金，以绝大的勇气为自己争得“艺术的时间”。这，几乎是一个主要的人生命题了。
人生真是一个谜，有时自己也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一心想做专业艺术家，从事艺术创新探究，并且还为此积累了大量理论成果的我，却必须以大量的精力去从事公共社会事务与行政管理事务的工作，或许，这对于单一的艺术创作而言，在思想方法与视野、胸襟方面，也是一种有益的锻炼甚至是一种必要的塑造更是一种补偿?（作者：陈振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