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世道人心最好的试金石——吴念真和庶民的记忆
来源：不详 时间：2014/8/20 22:17:22 点击：
《八岁，一个人出门远行》剧照。暑假的一天，爸爸让八岁的阿钦独自坐火车，去姨婆家取一柄阿嬤放在姨婆家的伞。阿钦带着忐忑和骄傲上路，坐上早班火车，他扭头看车窗，一半是为了避免和陌生人说话，一半是为了在火车穿过黑长隧道的那一刹那。 （纸风车剧团/图）
吴念真喜欢写时间跨度大的故事，他“讲古”有他的策略：“你不必讲二二八，你可以讲二二八时代真挚的爱情；你不必讲1980年代以后的社会变化，但是你可以讲当年的几个好朋友怎么成了陌路。”
吴文钦七八岁的时候，“二二八事变”已经成为他头脑中清晰的画面：人们被铁丝反捆着双手，一排排推进大海；街上尸体枕着尸体。
一个中药铺的小学徒在街上给死者烧纸钱，被老板赶走，从台湾中部逃到北部，给别人做义子。后来，义父义母又收了一个孤女做义女。小学徒与孤女成婚，生的第一个小孩要交“母猪税”，所以跟妈妈姓吴。这孩子就是当年的吴文钦——日后的吴念真。
在台湾，吴念真被称作“国宝级欧吉桑（大叔）”。他写小说、写剧本，演过杨德昌电影里沉郁的男主角，也是广告里充满喜感的马桶代言人。他是讲故事的人，也是故事中人。cdN-WwW.2586.wAng
大粗坑曾是台北县瑞芳镇一个因金矿而生的小村子，如今已经彻底从地图上消失了。吴念真小时候，大粗坑几乎是个浓缩的台湾。因为发现了黄金，人们从各地涌来。“中元节”要持续整个七月，各家习俗不同，有人初一烧纸钱，有人十五烧纸钱。
大人们在树下聊天，吴文钦是他们的听众。把曲折的经历用几句话讲完，把辛酸讲成笑话，是他在大树下上的重要一课。当过日本兵的叔叔伯伯讲他们当年被派到马来西亚打仗的事情：日本战败，美军招降，台湾兵不敢出来，退进深山密林。同伴一个个死去，要么饿死，要么死于疟疾。活着的人砍掉他们的手臂，放在火上烤熟后，把肉削掉，把骨头带在身上。开始还记得哪根骨头是谁的，后来就忘了。回到台湾，死者的亲属把遗骨认领回家祭拜。每逢听到人家大放悲声，那些带着骨头回家的人又悲伤又好笑：也不晓得，有没有害人家哭错爸爸。
“知识分子看苦难会觉得特别苦难。经历过苦难的人看苦难，其实它还是生活的一部分，荒谬和喜乐都在里面。”六十耳顺的吴念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她讲了两个小时的故事根本就是三部电影
2012年6月底，吴念真随台湾纸风车剧团来到北京，为将在7月上演的《纸风车幻想曲》催票。这出曾在2011年让北京孩子手舞足蹈的儿童剧，由六个独立的段落组成。其中最有故事性的段落是吴念真自己写作、自己旁白的《八岁，一个人出门远行》。
8年前，51岁的吴念真被致力于推广本土童书的妹妹催逼着写自己的小时候。一连串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之后，吴念真写下《八岁，一个人出门远行》。一则短短的故事，美好得像一个寓言。
吴念真把草稿拿给妹妹看，妹妹很不满意，认为他忘了很多细节。她把哥哥的作文念给妈妈听，妈妈补充了很多细节，细到当时的天气。
几年后，纸风车剧团为《八岁，一个人出门远行》制作动画和木偶戏，吴念真的妈妈特意带着美工把当年儿子走的路重走一遍。
“我妈喔，记忆好得不得了，而且多愁善感。她不认识几个字，所以她所有的记忆都是画面。我拍《多桑》时布景不知道怎么弄，制片就去找我妈妈聊天。回来跟我说：导演，你能做编剧，全靠你妈妈的遗传。她讲了两个小时的故事，根本就是三部电影。”吴念真忍俊不禁地回忆。
天天跑“三点半”哪有时间照相？
2001年前后，吴念真想到一个故事：一个已经去世的阿嬤借孙女的身体重返人间，几个“世代”的生活经验叠印在一起，有交集有落差，既让人心酸，也让人喷饭。
绿光剧团的艺术总监柯一正听了，认为可以变成很好的舞台剧。第二天，剧团执行长李永丰带着一个速记小姐敲开了吴家的门：我们想让你把昨天的故事再讲一遍，他们说你很会讲故事，但很多故事，你讲过之后自己就会忘掉。
这篇速记稿，后来变成吴念真的舞台剧处女作《人间条件1：满足心中缺憾的幸福快感》。戏名充满台式文艺腔，内容却非常庶民。吴念真自任导演，李永丰在里面演满嘴脏话，心肠却很热的里长。
从《人间条件1》到《人间条件4》，李永丰都有角色。每个戏从排练到公演，只要他上场，吴念真就在一边狠狠地骂：Fuck you！Fuck you！
李永丰的表演毫无章法，而且经常会忘词。跟他演对手戏的演员都非常紧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忘词，什么时候会突然想起来，自己又该如何应对。但他长相乡土、性格外放，站在台上就是一副里长或者雇工模样，吴念真只好一边骂，一边容忍他的泼皮无忌。
其实吴念真也不是一个肯按牌理出牌的导演。一般的戏剧，少则三幕，多则五幕，吴念真的戏却动辄二十几幕。幕与幕之间像电影的蒙太奇一样灵活切转，整个作品却充满长镜头式的舒缓、清淡，充分展现了台湾人的含蓄、克制，大悲和大喜都以日常生活的状态呈现。台式的热情、粗鲁、有情有义点缀其间，像“汉化”过的俳句和日本料理。
起初，舞美、技术部门很不适应：导演，十几分钟的戏，你怎么一动不动？要调度没调度，演员都不走位。
那段戏是爸爸跟女儿的外遇对象讲话。爸爸说，从前有一个女人，丈夫有外遇。一天早晨，有外遇的丈夫醒来，看到妻子挂在外面的苦楝树上，身体在风中飘荡，风在吹，花在落，落在她身上。对方问：那，那个男人呢？爸爸说：他现在正在讲故事给你听。
“一个老年人在讲他人生中很痛的一件事，为什么要走位？一走位，情绪马上就断了。”吴念真认为自己的处理一点都没错。戏进剧场，果然，从来没看过舞台剧的庶民都能看得懂。
《人间条件2：她和她生命中的男人们》于2006年上演。在《人间条件2》里，吴念真最得意的台词有两处。
一对青梅竹马的准恋人十年之后在街头相遇。男的摆地摊，卖10块钱一件的衣服，女的跟在做议员的丈夫身后，慰问菜市场的小民。四目相对，男的立刻转过身去，疯狂叫卖。女的站在舞台前，说了一大段独白：男人永远都长不大，他们总喜欢把口袋里的纸片和玻璃珠拿出来比，可是女人根本不在乎这些东西……
“纸片”和“玻璃珠”道出人生中盲目追求的不值得的东西，简单、大气，童真十足而又充满沧桑。“那是一个家庭主妇说的话，你不可能要求她说出大片的哲学味的台词，只能用最家常的比喻。”吴念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另一处，李永丰演的穷小子后来成了大企业家，被咖啡店小弟认出来，以近乎追星的口吻膜拜。满头白发的企业家说：我不是成功，只是运气比较好而已，我那时候怎么知道我的生意会做得这么大……
台词是台湾长荣航空公司总裁张长荣的原话。吴念真去采访张长荣时问：总裁，为什么你都没有年轻时候的照片？总裁脱口而出：他妈的！我那时候天天跑“三点半”，哪有时间照相？我怎么会知道后来我生意做得这么大？下午三点半是银行支票交易截止的时间，年轻的张长荣总要到最后一刻才能借到足够多的钱，去银行“割支票”，付货款。
真的来了三个！
做《人间条件》之前，吴念真很少看舞台剧。
“以前人家请我看舞台剧，我看得好累。演员在台上走来走去，灯光亮一下，坐下来，就叫‘人生徘徊’。打死我，我也不相信。光‘人生徘徊’这四个字就够写一出戏了。”吴念真说。
《人间条件》上演，台湾媒体称其为“国民戏剧”，有些揶揄戏太通俗的意思。台湾曾有一份办给小学生看的注音报纸叫《国民日报》。吴念真告诉他的班底：“国民日报”这个名字很好。什么时候，我们的剧场里三教九流都有，甚至有在色情行业工作的女生，我们才厉害。
有次戏演到一半，副导演兴冲冲跑到后台：导演，今天真的来了三个！衣服和脸上的妆都很奇怪，一边看戏一边晃高跟鞋，可是她们哭得好惨！
后来，“人间条件”系列作品被绿光剧团正式命名为“国民戏剧”。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在台湾出全集，吴念真作导读。从来不讲自己“创作观”的他，借题发挥，导读的标题是《绝对通俗是绝对功力》。“一个创作者可以听肖邦，可以阅读很高级的小说。但是你做创作，要想清楚你的作品要跟谁分享。”
2009年《人间条件4：一样的月光》上演。讲一对姐妹，妹妹很会念书，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全家人都牺牲自己支持她继续念书。妹妹学成后不但不回馈家里，反而处处觉得自己高家人一等。她抢姐姐的男朋友，得意地告诉姐姐：你天天给他煮饭，我用一个下午就把他弄上床了。吴念真认为这个戏“挖苦知识分子已经到了极点”，他还嫌不够，每次谢幕会再找补一句：这个戏是在讨论知识到底是用来奉献，还是用来掠夺的。
“台湾没有知识分子。”吴念真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只在他的记忆里。村里有个人，大家都不知道他读过什么书，但他就是比所有人都多知道一点点。他常年为大家写信，直到有一天受伤。他从村里的小孩中选出一个，把一摞尺牍交给他，对他说：我会死掉，你要学习帮人家写信。这个被选中的小孩就是吴念真。
“他知道知识是用来奉献、服务、传承的。现在的人哪里知道？你去看书店畅销的‘成功学’，都是在教你怎么在25岁前学到尽可能多的东西，然后在35岁前赚到尽可能多的钱。”吴念真带着矿工子弟的不屑神态说。
“讲古”的策略
1980年代对吴念真来说是最美好的黄金年代。但事实上，吴念真在很多文章里津津乐道的“村子”早已不复存在。
1974年，金矿枯竭，大粗坑村废村，村人流落台湾各地。但在近四十年后的今天，一家有婚丧嫁娶，全村的人都会去。作为村里“最有名”的人，吴念真经常在孙子辈的婚礼致辞。他根本不认识新郎新娘，却并不妨碍他开新人爸爸和阿公的玩笑。
“到此刻为止，我都觉得我在村子里经历的人生是最有滋味的。在那样一个闭塞的矿区，来自各个地方的人们，组成了一个生命的共同体。大家从事的是那么危险的行业，人和人之间本能地要互助。一个家庭的哀泣变成全村子的哀泣，一个家庭的喜悦变成全村子的喜悦……”讲到此处，说话很快的吴念真放慢了语速。
16岁离家到台北半工半读，吴念真特意买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面包和自由》。“我想在书里寻找点点滴滴和村子相似的东西。我到现在都还在寻找那样的世界。”
吴念真相信，时间是世道人心最好的试金石，所以他爱写时间跨度大的故事。但“讲古”需要策略。“你不必讲二二八，你可以讲二二八时代真挚的爱情；你不必讲1980年代以后的社会变化，但是你可以讲当年的几个好朋友怎么成了陌路。”
“我们那群人二十多岁开始写小说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日后有人会变成蓝的，有人会变成绿的。见面非常尴尬。而且就算你的选择不一定对，到了你五六十岁的时候，你也只能坚持下去。”吴念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陈映真把自己在大陆的见闻写成文章拿给吴念真，吴念真在尊重之外没有其他感想。“一个人以青春为代价选择相信的东西，你只有尊重。就像我从前认识陈水扁的时候，从来没想过他当总统会当成那个样子。”
如果一代优秀的文化人都觉得1980年代是台湾的黄金年代，谁为今天的台湾代言？吴念真果断地回答：“下一代。他们应该去记录一些事情。他们怎样看待此刻？是充满希望还是充满焦虑？我们是从贫穷起来的，有一点东西都会觉得珍贵。这一代人活在已有的世界，一点点少，就觉得是丧失。”（南方周末记者 石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