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坛曾经有位跋涉者 ——《杨穆剧作选》序
来源：不详 时间：2014/8/20 22:18:03 点击：
杨穆去年国庆节专程从湖北恩施到上海来看我，带上了《杨穆剧作选》这部书稿。我几年前就建议他得暇将过去创作的剧本来一次清理，从中选出十来个具有较高质量和较大影响的剧本结集出版，算是对自己当年从事业余和专业戏剧创作的一个小结和纪念。他一直推说那些剧本或是过于稚嫩，或是内容已经过时，未付诸行动。我知道他一方面是谦虚，一方面确因基层行政工作繁忙，难以安排许多时间来专门做这件事情。在我的再三鼓励和提醒下，他才下了决心，花了近两个月时间整理和修改，终于有了《杨穆剧作选》这部书稿，并已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著名作家马识途为此书题写书名。
我和杨穆的相识，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我在上海艺术研究所工作，任《新剧作》杂志副主编。当时全国的专业戏剧杂志不多，比较有影响的除了中国剧协主办的《剧本》以外，《新剧作》因特有的海派风格，也很受剧坛内外欢迎。1983年9月，编辑部收到一个反映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新人新事的戏曲剧本《好事不出门》，剧本以奇巧的故事情节、鲜活的人物形象和幽默风趣的人物语言在万千来稿中让编辑眼睛一亮，几位编辑传阅后都发出了啧啧称赞。大家称赞的原因除了这个剧本所具备的上述优点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剧本是出自一个不满20岁的业余作者之手。
我随后审稿得知，杨穆出生于1964年8月，是一个两年前高考落榜的回乡青年。他所在的湖北恩施，是中国最年轻的少数民族自治州，集“老、少、边、穷”于一体，非常落后。他的家离城100多公里，山大人稀，交通不便，照明还用煤油灯。CDn-WWw.2586.WanG说实在的，当时我读完剧本，要是不看作者的附信，真不敢相信这个作品是出自于落后地区的一个弱冠之手。为充分体现《新剧作》杂志的办刊宗旨，培养和鼓励新人新作，编辑部研究决定发表这个剧本。由于这个剧本是杨穆的处女作，部分地方还有待完善，于是我亲自写了修改意见去信给他，不久就收到了他的回函，剧本又做了很大的修正。在1984年《新剧作》第一期上，杨穆的处女作《好事不出门》顺利发表了。为推动该剧尽快立于舞台，我们在同年《新剧作》第三期的封二，还专门刊登了《好事不出门》的舞美设计图。
这个剧本发表后，全国许多剧种争相上演，湖北恩施市的专业剧团和乡镇业余剧团也相继排练演出。1984年，湖北省文化厅举办全省业余戏剧创作评奖，《好事不出门》获得二等奖。由于此前恩施市还没有人在省级以上公开发行的专业戏剧刊物发表过戏剧剧本，杨穆的这个第一，也成了当地报纸、广播等媒体的热点新闻。剧本自身所产生的不小影响和新闻媒体的广泛宣传，也戏剧般地给杨穆带来了声誉和好运。1985年10月，当时的恩施市人才开发办公室将杨穆作为特殊人才起用，安排他在市文化局协助编纂文化志书，次年由恩施市民族文工团落实正式编制。
从农村到了城市，从业余成为专业，年轻的杨穆没有丝毫的满足和陶醉，相反，他深感身份和职业的改变带给他的是一种巨大的压力。他仅有高中学历，文化功底薄；他不熟悉舞台，仅有的舞台知识也是从几个样板戏电影和农村土戏台演出观察得来的零碎积累；他没有创作经验，对题材的驾驭、场景的设置、人物的把握，都还缺乏专业的功夫和技巧。为使自己的创作尽快“专”起来，杨穆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他大量阅读与戏剧有关的书刊，每年至少做数十万字的阅读笔记；他四处观摩、学习戏剧排练和演出，本市和周边地区只要有剧团在排演新戏，他都会自费前往学习；他虚心求教，不耻下问，哪怕我远在上海，他每有一项创作计划，都会通过书信或电话与我交流，征求我的意见。每个剧本的初稿和修改稿完成以后，他都会及时寄到上海来，请我直指其中的不足。由于他的“认真”和“用心”，也因为他的聪颖与勤奋，他很快从专业的角度，知道了戏剧创作该如何去组织故事，如何去设置情节，如何去编构人物动作，如何去刻画人物性格。从1985年到1994年，杨穆先后创作了大大小小的剧本20多个，其中话剧剧本《原来如此》、曲艺小品《“糊涂官”断案》等舞台文学剧本被《剧本》、《曲艺》等国家级大刊发表；戏曲剧本《何功伟》由恩施市汉剧团上演，被湖北省文化厅作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献演剧目调武汉演出；歌舞剧本《土家婚俗》由恩施市民族文工团上演，于1992年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调北京演出。
《杨穆剧作选》收录的九个剧本，有戏曲、话剧、曲艺小品，也有广播剧和电视剧，大都是杨穆不到30岁时创作的作品。这些剧本，我以前都认真读过。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回头再读，仍有一种扑面而来的清新之感。透过这些剧作，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一个年轻人当年钟情于戏剧文学的那份灵悟与朝气，也可以真切地触摸到一个剧坛跋涉者勤奋而坚实的前进足迹。
在我的印象里，杨穆一直处于一种积极健康、奋发向上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因此在他的剧作里，总是在给人传达一种健康的进步的思想。一部剧作靠什么来打动观众和读者，感染观众和读者，很重要的一点是靠作品的思想性。从一定意义上说，思想性始终应该成为剧作家的重要追求，只有具有深刻思想内涵和思想意义的作品，才能给人以深刻的思想启迪，对社会、对历史产生影响。当然，戏剧作品的思想性绝不是空洞、抽象的说教，它应当蕴藏在作品的艺术形象中，成为作品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灵魂。《好事不出门》、《女村官》、《家宴》、《男人国惊梦》、《奖金摇滚乐》等作品，或讴歌现实生活的变革和进步，或反映时代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或代表普通百姓的心声和愿望，或揭示普遍的社会问题和人生困惑，进而帮助人们认识自己的生活，促进自身的文明进步和社会的健康发展。《何功伟》成功地运用了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在对人物命运和心灵世界的揭示中展现历史的本质真实，正确地处理了艺术与真实的关系，再现了抗日战争时期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坚持真理，在生命的最后关头，粉碎敌人“挟父屈儿”的阴谋，从容走向刑场的悲壮场面。作品给人以强大的精神震撼，激励和教育人们应坚定信念，相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
我曾在上世纪80年代的《解放日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生活出戏剧》的文章，其中写过这么一段话：“对于创作来说，生活、思想、技巧三者固然不可缺一，但是最根本的一条却是生活。”《杨穆剧作选》中几个农村题材的剧本，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有生活”，而且这种生活是相对“原生态”的。既没有随意地拔高生活、粉饰生活，也没有随意地矮化生活、歪曲生活，而是以一种直面生活的勇气和尊重生活的态度，去直面生活、感受生活，以对生活的深刻体验和独到发现，激发创作的灵感和想象，调动埋在心灵深处的生活感受和情绪记忆，并灌注全部的热情和心血，从而创作出符合生活真实的情节、冲突、细节、语言、人物等。所以杨穆的剧作内容鲜活，贴近现实，准确把握了新时期的农村脉动，用老百姓的语言表达老百姓的情感，既反映了新时期农民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律意识的蜕变历程，塑造出了一个又一个性格鲜明、生动感人、与读者和观众血肉相连的农民形象，又超越了农村生活和农民身份的局限性，能在更高层次和更大程度上引起包括都市人群在内的读者和观众的共鸣。
我们知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就戏剧作品而言，越是地域的，也就越具有鲜明的个性，也就越具有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不容易看到的最陌生与最为独特的一面。这一点恰恰正是杨穆剧作最出彩的风格与亮点。《杨穆剧作选》中的大多数剧本，都渗透着鄂西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民族风情，使我们领略到陌生而新奇的、具有艺术魅力的戏剧风景。我没去过恩施，从杨穆的多次介绍和有关资料获知，鄂西恩施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其神奇不仅在于它居于我国内陆西部山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以及武陵山、清江、大峡谷、腾龙洞等奇美的自然山水，更在于这片土地上自古以来生活着勤劳、勇敢、智慧、善良的土（家）苗儿女，特别是他们在历史进程中创造形成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灿烂的民族文化。这些奇美的自然风光、古朴的民风民俗、独特的居舍建筑，都通过杨穆的剧作以舞台布景提示、人物服饰及道具安排、人物对白和唱词处理，得到了恰到好处的交代和展示。那奔流的清江、那神秘的山寨、那多姿的吊脚楼、那地道的方言土语，无不显现出巴文化的原汁，让读者和观众清晰地品味到这一方水土上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状态和生命的韵律，引发出人们对这片神奇土地的无限遐想与向往。
艺术是富有个性的创造性劳动。“世界上没有两粒相同的沙子”。艺术创作的可贵之处都是以其个性化特征为标志的。这个独特是剧作家对生活的独特的感受，是剧作家对生活事件进入戏剧状态独特的感觉，是剧作家对构成戏剧情境、戏剧冲突、戏剧人物和人物的情感状态独特的理解和把握，是剧作家对戏剧舞台的时间、空间关系独特的呈现。杨穆从事戏剧创作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创作的剧本也不见惊世之作，但他的每一个剧作，都敢于提出自己对生活的独特见解，敢于倾注自己的思想感情，也敢于表现自己的创作个性和风格。《杨穆剧作选》中的九个剧本，有正剧，有轻喜剧，也有荒诞剧，可算是风格多样，异彩纷呈。但是，如果仔细分析杨穆的作品，就会发现风格迥异的作品后面有一条贯穿的红线，这就是写人。在人物的塑造上，程式化的突破尤为突出，实现了多种文化和艺术元素的大融合，显示出诸多非纯粹的传统艺术特征。这九个剧本里所有的人物，尽管可以分出相同的类型，但却无法找出两个相同性格的人物出来。哪怕是相同的农村题材，杨穆没有满足写好“这一类”，而是精心写活“这一个”。每一个人物身上，既有个人性格的具体性，又有时代特征的具体性，清晰明朗，鲜活独特。如果杨穆没有坚持自己的独创精神，以类型化代替个性化，那么，他的剧作中就不会有这些独特的艺术形象，不会给人留下鲜明深隽的印象。
《杨穆剧作选》收录了6集电视连续剧《清江壮歌》剧本。这个剧本是根据著名作家马识途先生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长篇小说《清江壮歌》以抗日战争时期的恩施为背景，以革命烈士何功伟、刘惠馨为原型，再现了当年鄂西特委在恩施等地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英勇事迹。记得1988年春节前，杨穆写信告诉我，恩施市委、市政府计划根据这部小说改编拍摄电视剧，将改编剧本的任务交给了他。他随信寄来了马识途先生同意改编的信函和他自己拟出的改编提纲及厚厚的一叠初稿，要我提些创作意见。我很快给他回了信，谈了一些个人的意见和建议，并鼓励他把这个任务完成好。杨穆收到我的回信后，没过几天打长途电话告诉我，他已征得有关领导的同意，想立即前往上海，在我的“零距离”指导下进行这个电视剧本的创作和修改。
那年春节刚过，杨穆来到了上海。第一次来上海，他没顾上先去这个国际大都市走走看看，放下行李就和我讨论起工作来。在近20天的时间里，他起早睡晚，每天至少写作十四五个小时。出于对年轻人的支持和鼓励，只要他遇到问题，我都及时与他探讨商量；他每写一集，我都尽我所能给他提出具体修改意见，有时直接动笔帮他修改。虽然是第一次“触电”，但他以较为扎实的写作基础和勤奋刻苦的精神，比较顺利地完成了6集电视剧本的创作任务。后来因诸方面原因，这个剧本未能顺利投拍而被搁浅至今。但他那股子做事的坚忍劲，说实在的，现在想来我仍感动不已。
众所周知，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戏剧开始遭受西化、异质化以及边缘化的劫难。面对自己曾经深爱着、追寻着的戏剧一下陷入到“台上振兴、台下冷清”的尴尬，杨穆不止一次暗自落泪。1994年，杨穆所在的剧团实行裁员减负，他被调至城区一个街道办事处工作。在以后的几年里，由于他在每个工作岗位上的出色表现，不断得到组织的培养和重用，直到现在成为恩施市政府审计机关的“一把手”。杨穆弃文从政，这是我一直感叹和可惜的。然而，对于杨穆本人来说，虽然自此之后再也很少创作剧本了，但他在人生的旅程中，每一步都走得那样沉稳而坚实，这又让我从内心感到欣喜和慰藉。（作者简介：汪培，著名剧作家、文艺评论家。194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上海解放后，在市军管会文艺处、市文化局负责剧目创作和编审工作，任上海市戏剧评介工作者联谊会副主席，主编《大众戏曲》月刊。1979年在上海艺术研究所任《新剧作》副主编。1987年离休。）（汪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