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坛“神童”今安在
来源：不详 时间：2014/8/20 22:18:03 点击：
我和进步剧作家、被文化圈誉为“剧坛神童”的吴祖光神交已久，但正式相识、互信，并且交游甚密，那确是“后来”、即被人们公认为“拨乱反正”的80年代前夜。
在我和祖光兄来往时间不长的第十个年头，人们的工作、生活突然发生极大的变异，我是个在文艺、出版传媒(7.46,0.31,4.34%)领域的“龙套”，尚无大碍，但吴祖光兄却不能不受到极大的震撼与制约。不久又传来了他偕夫人——从来未曾回过江南婆家（江苏常熟）的新凤霞，在访问故里时猝死于吴门故土。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使长期以来恩爱无间——宁肯去京西门头沟煤矿当“苦力”（背煤工人），也坚决不肯与被发配到北大荒(8.09,0.03,0.37%)林海的夫君离婚的佳话美谈中的男主角，怎能不痛心疾首，几欲随爱妻而去。
然而，我在本文中想告诉大家的故事，却并非吴祖光兄最后是因痛丧爱妻而悲伤，最后亦追随凤霞“魂归离恨天”的文坛佳话。应当承认，这种美丽而感人的，类似“兰桥会”、“罗密欧与朱丽叶”之类令人泣下的故事，固然十分动听，却的的确确并非吴祖光兄的最大与真正的死因。三年后他“追随凤霞”乘风而去，而实际上是死于其内心的恐惧——属于一种爱情、亲情以外的，应划归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心理因素。cdn-wwW.2586.wAnG坦率地讲，吴祖光兄的过早追随凤霞而去，是在一种极其沉重的心理压力下，并可称之为“政治迫害幻觉”下离开这个的确是有些风声鹤唳的尘世的，他死于恐惧，死于心理上的压力。因为他自认为讲过“大不敬”的狂言，罪不可赦。
这件事情，据我所知，如今知其真相的文艺界故旧好友大都驾鹤西去了。而我这当年的“文坛小老弟”，如今也已是八十有六的老朽之人了。如果我在有生之年还缺乏勇气向后来者、文化界的新秀们讲出“吴祖光之死”的“正版故事”，那的的确确是一件憾事，也是一件必受到谴责的“失职”事件。
一
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伟大领袖”驾崩辞世，“华、叶联手出击”，在中国大地上一度叱咤风云的“四人帮”一夜之间锒铛入狱。笔者当年（1953年、1955年）的两桩冤案即“南京文艺界反党小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所谓“胡风集团骨干路翎密友”）也在胡耀邦、陈仰山（时任最高检察长）过问下全面否定，宣告正式平反、“在政治上恢复名誉”。当我期待正式文件下达以及静候组织部门重新分配之际，我不仅成为中新社特稿部的特约作家，同时也被《香港镜报》聘为驻京特约记者。而此时的吴祖光兄的新作《闯江湖》则正在酝酿、创作之中。与此同时，他还在构思另外一部后来因故宣告流产的《踏遍青山人未老》。
记得当年（似乎是1978年初）我是在杨宪益兄处见到祖光的新作——以新凤霞早年悲惨遭遇为原型的新剧本《闯江湖》，为此新作我向“港刊”发出专题报道，但促使我和祖光交往转密的却是那年上海《艺术世界》约我写有关介绍“二流堂”的文章。
抗战时期，唐瑜老大哥在重庆购地建房，使一些“无家可归”的文艺界朋友们得到一处遮蔽风雨的“广厦”。诸如丁聪、祖光、吕恩、盛家伦、黄苗子、郁风、张光宇等文化名人均在其“广厦”内栖居生活。后来这个“宝地”被郭沫若、夏衍戏称之为“二流堂”（当时定此雅号并无一点恶意，甚至是一种善意的玩笑）。谁也不曾想，共和国建立后的若干年，这里竟然被某几位“左王”作为把柄，使这个颇有历史意义的堂号变为“恶意”和打人的棍子。那年，我为了进一步弄清楚“左王”们为“二流堂”成员定性的“堂徽”——即民间剪纸画“玩儿不厌”，我先后找到郁风大姐和苗子、丁聪请教此事的来龙去脉，而那次为我提供信息、资料最多、最热情的就是吴祖光兄，想不到事隔几十年，吴府在历经反右、“文革”浩劫后竟还存在一张不算太残破的“玩儿不厌”，并据此“物证”为我讲述当年“二流堂”不堪回首的往事。
那时候，除去撰文评介、推荐祖光新作《闯江湖》，以及后来轰动欧洲的新京剧《三打桃三春》外，在我和他之间还恰好有几件具有“共性”的事情。如当年由一位中国电影史“权威”程某主编的皇皇巨著《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吴祖光编剧的《国魂》（根据其早期话剧《正气歌》改写）和我当年受中共地下党启示为上海国泰电影制片厂写的农民抗暴电影《黑河魂》都被斥之为“反动电影”。据该发展史判定，吴氏的《国魂》是为“国民党军招魂”的“反动影片”，而我的《黑河魂》则是为国民党反动政权“涂脂抹粉”的坏电影。为此，吴祖光兄一再找主管部门申诉，并打算和我一同找律师起诉该书的主编者。当然，后来此事被迫中止，不再追究事件的是非曲直。
二
后来使我与祖光兄成为密友的契机，则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由“左派”军旅作家魏巍（通过《解放军报》）与报告文学家黄钢（通过《时代的报告》杂志）联合发起的那场声势浩大的、杀气腾腾的批判“反动电影”《苦恋》（又名《人和太阳》）的笔战——其实这早已不再是文艺论战的性质，而是早已由上层人士拍板、认定作者白桦“罪该万死”。以一名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手培养扶植的部队诗人、作家，竟然敢于指出影片中那位高居于神坛的“菩萨的脸是黑的”，是可忍孰不可忍？！而影片中的凌姓画家，又竟然敢于公开提出一个压抑在几乎每一位知识分子心中的、共同难解的问题：“你爱祖国，祖国爱你吗？”这种“恶毒已极”的问题真是使得有热爱党国者怒发冲冠，难以容忍的事了。于是，我们的诗人、天真的作家白桦老弟一下子成为全军的“活靶子”，也成了当时全国范围内的“人民死敌”。
记得时为1981年春夏之交，我得悉吴祖光兄在中国“作协”理事会议面对面地怒斥“打手”魏巍，当众指出魏、黄二人利用手中的编辑大权肆意围剿白桦是一种向“四人帮”时代倒退的丑恶行为。我当时是从老作家、“东北作家群”之一的骆宾基处得知此事的，为了争取早日得知真相，我连夜赶去东大桥的“吴公馆”做长达四小时的专访，并立即在海外期刊评介这一极有来头的、目的在于杀一儆百的“围剿”。
不久之后，由于人心所向的大趋势，以及胡耀邦同志的公允立场与兼容并蓄的思路，不仅白桦老弟幸免于牢狱之灾，同时也爆出那位怒斥世界名著中的典型人物卡门为“婊子”的老将军，以及长期在“御书房”行走的“理论权威”，在魏、黄两位“棍子”背后指挥以捍卫伟大领袖神圣形象的“宫廷传闻”。在这场恶斗的整个过程中，我曾从祖光和另一位后来在流亡中客死异国的老记者、老报告文学家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得到过不少有关斗争策略的知识。然而极其遗憾的是，这两位亦师亦友的老大哥后来都被那位“党内那位最大的理论权威”和“地下总书记”列进了“清除出布尔什维克队伍”的黑名单。
三
此事萌发于1984年年底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国作协“四大”。记得当时由于多年担任着“文艺界奴隶总管”、“毛泽东文艺路线总指挥”的周扬经过一番痛苦的反省，竟然承认在其漫长的、居于领导地位的岁月里错整了若干好同志、优秀作家，向所有受害者赔礼道歉。
吴祖光是一位在1957年被当局打成“极右”、发配到东北兴凯湖，历经过九死一生的老剧作家，现在他终于找到了一个以其亲历的苦难说明“党管文艺必须按照文艺的客观规律办事”的机会。于是，他不仅是“吐苦水”，而是以一颗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红心向执政党进言。当然，祖光的讨伐极“左”路线的制定者及其执行者的发言不无激烈之处。更严重的是，这些发言的感染力极其强大，使那些正处于“过街老鼠”地位的“左王”记下黑账。于是，1987年“反对意识形态领域的自由化”在全国上下卷起狂飙时，吴祖光和那位曾在中国“作协四大”会上改选时得票仅次于巴老，而排名在张光年、王蒙之上的仁兄的艰难岁月，再次降临。我至今记得，当一位一向关心吴祖光的资深记者在北戴河会议上有机会看到一份“劝退名单”时，及时向我通告，我随之以最快的速度面告祖光，使其早有心理准备。
就在此消息传到当事者之后的不足48小时，那位位居高位“理论权威”乘坐红旗轿车亲自到东大街吴府去传达这一“最高当局”的决定。由于祖光兄未能及时给凤霞夫人打招呼，以致这位“评剧界梅兰芳”当时休克在地，虽经抢救后渐趋康复，但这对于一向极具“主人翁”自我感觉的新凤霞，可谓致命一击。
我在向“港刊”报道吴祖光时曾采访他。回顾往事，祖光兄特别向我介绍了1945年9月间，即毛泽东应邀访问重庆与蒋介石签订“双十协定”时的一件“历史大事”，即毛氏的那首具有石破天惊之力的《沁园春》，在其主编的新民报文艺副刊公之于世的有关往事。原来，这是祖光兄特意恳求，从毛氏老友、南社诗人柳亚子那里弄到的第一手材料，而正是通过这首中共领袖以冲天气势压倒《大风歌》，以磅礴气概傲视“黄花诗”（黄巢传世诗篇）的作品，国统区广大人民开始领略了一位为人民民主而与反动派做殊死搏斗的革命者情怀。然而，事隔不过二十余年，祖光兄当年在山城建立的“首功”，并未能成为其免罪牌。1957年的鸣放中吴兄不仅成为戏剧界的极右分子，也变成了“二流堂反党集团”的“首恶”，后来几乎命丧北大荒。这岂非一种历史的反讽与嘲笑？！
许多年后，人们终于在历史的长期考验后认清了事物的真伪。吴祖光这位视真理与正义为生命的老一代进步作家，终于看清了中国近代革命史中、特别是共和国建国史中的某些实在难以自我掩饰的历史罪行——“大跃进”和“十年浩劫”，那是每一位具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最大的痛与悔。于是，当新凤霞猝死江南后的第N年，在北京，人们在欢迎当年“二流堂”堂主唐瑜由加拿大回来定居的一次老友小聚中，祖光兄由于激动加之不胜酒力，终于在其即席发言中出现了对于“红太阳(12.02,0.09,0.75%)”的更大不敬话语。当其身旁的朋友加以提醒后，吴兄不仅酒意全消，而且开始陷于无语、失语的状态。最终，虽然那把悬在吴兄头上的达摩克利斯的利剑一直未曾落下，但我们这位嫉恶如仇的老大哥却由于心灵的不安与惊悸，死于自己的“杯弓蛇影”之中。此事，在黄宗江兄生前与其每一忆记，总是黯然无语、失神良久。
由于有人正在有意识地采取各种手段力求淡化建国以来60年的思想斗争，千方百计地要去抹掉人们记忆中那些被某些苛政、恶法造成的巨大历史灾难，目前，甚至连在高等院校攻读戏剧文学专业和研究近代话剧史的学子也都忘掉了吴祖光这个相当有分量的、一度光辉四射的名家。正如目前的剧影工作者大都不知中国话剧史上有位勇敢而正直，不畏特务枪弹的大剧作家陈白尘，及其轰动于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讽刺喜剧《升官图》一样，也有人连吴祖光最最感人肺腑的杰出剧作《风雪夜归人》也抛向九霄云外，不再提及。似乎中国漫长的话剧舞台上只有郭、老、曹，顶多加上一两位田汉、夏衍，别无“古人”。
我倒想在此唤起当今的戏剧文学工作者们万万不可忘掉吴祖光在其早期写出的《正气歌》（又名《文天祥》）与《风雪夜归人》。前者一度以黄钟大吕的最强音回荡在抗战初期，被人们称之为“孤岛天堂”的上海，使那种“天地之间浩然的正气”回荡，并使所有丧心病狂的汉奸、卖国贼为之胆寒。而在那寒彻骨髓的“风雪之夜”，善良的魏莲生的归来，又使多少向往光明的人升起了心中的希望。而当55年前祖光兄已被打成戏剧界“极右”、“反党”分子时，“北京人艺”仍然以场场客满的纪录演出这位“三反分子”的杰出剧作《风雪夜归人》的原因。
显然，祖光兄是一位剧坛高手兼快手，除已列的剧作外，他生前还曾为人们奉献出《少年游》、《捉鬼传》、《嫦娥奔月》和《牛郎织女》，还有一批戏剧艺术片及故事片。（建国前夕，吴祖光曾在香港永华影业公司任编导，改编过《聊斋》故事等，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他担任过中国“作协”的顾问，中国“剧协”副主席以及老舍研究会会长等职务，也曾经为广大群众仗义执言，更加重要的是吴祖光毕其一生不曾向权贵、向金钱、向黑暗低头。他曾宣称：“绝对不向伪善与罪恶屈服。”（邹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