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禾：话剧对心灵的感染来得更强烈
来源：不详 时间：2014/8/20 21:52:56 点击：
10岁时第一次接触话剧
苏周刊：您是什么时候接触话剧的？王禾：10岁左右，那是抗日战争的时候，在重庆的街头，文艺表演者以演讲、广场剧等形式唤起民众的抗日热情。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种艺术形式。
应该说我的童年是跟着父亲走南闯北，虽然见多识广，但也养成了好玩的天性。父亲一直在铁路上搞工程建设，记得最深的是我小时候几乎没住过房子，一直住在火车的卧铺车厢里。铁路铺到哪儿，家就跟到哪儿，读书也是。我小时候就会扒火车，火车来了我就跳上去，快到学校附近的地方就跳下来。
苏周刊：这样的经历到什么时候结束？
王禾：初中。我读书还是很好的，再加上父亲的辅导，初二跳到高一，高二我就去考大学了，真考上了上海交大，那年我才16岁，在上海解放前夕。
有一天放学回家，路过电影厂门口时，几位电影明星把我叫住，问我喜不喜欢拍电影？我说“喜欢”。过了几天，他们真的来接我拍戏了。拍的第一部电影是部古装戏，我在里面演一个小孩子：挎着竹篮，里面放了几个山芋，偷偷到地牢的一个小出气孔边给里面的人塞山芋，“给你山竽吃”，就一句话，里面的人接了以后，就赶紧往回跑。CdN-wWW.2586.wang这太容易了，“一条过”。得意忘形，连接山芋的是谁演的都没有看清。这是我的第一次“触电”。
后来不断在一些电影和话剧里参加人物表演，军管会一位干部看完戏，到后台动员我参军，我就参加了上海警备区文工团。
苏周刊：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参了军，父母知道吗？同意吗？
王禾：当然不同意。学校告状，说我经常逃学，父亲狠狠打了我一顿，我就逃跑了。先逃到话剧社，当时在上海有很多这样的艺术社或话剧社，多由影剧界几个志同道合的人组织成立，比如苦干话剧社，我记得创办人和主要演员是赵丹、王丹凤，还有新华话剧社、艺声话剧社等。解放后，这些剧社里的明星们大多成为新中国的知名文艺工作者。
苏周刊：这期间您演了哪些戏？对您后来的演艺生涯起了什么作用？
王禾：《雷雨》 中演二少爷周冲，《边城故事》里演青年技师等。和一些名演员搭档，不仅领会了“身教”，还得到他们“手把手”的指导，为我到了文工团就能担任重要角色进行了预演。 曾跟周小燕学唱歌 苏周刊：后来您加入了上海警备区的文工团，演的第一个话剧是什么呢？
王禾：那是上海刚解放不久，文工团演员什么都得演。正式参加一个大型话剧演出，叫《糖衣炮弹》，我在里面演英雄人物孙纲。之后接连演了《孙大伯儿子》《上饶集中营》，我学演反面人物。后来他们说我音色很好，问我会不会唱歌，我说会呀，唱了两句，他们觉得不错，当场决定我演歌剧《白毛女》里的黄世仁，说我不像农民，不能演王大春。我不服，英雄人物我都演了好几个，一个农民青年我演不了？团长说让这小子试试，经过试排，同意我交替演正、反两个角色。这一下我红了，又立军功又授奖，每天还能领一个鸡蛋作为奖励。接着，《刘胡兰》《小二黑结婚》《赤叶河》等歌剧都演了。
之后的几年里调动频繁，甚至几个月就调一次，反正组织上叫去哪儿就去哪儿。大的调动是福建海门，参加解放舟山群岛、一江山岛、金门列岛，仗还没打响，又点名把我调到南京华东军区解放军艺术剧院。剧院共有三四百人，有话剧团、越剧团、歌剧团、歌舞团、合唱队，还有军乐队。剧院领导说我嗓子好，叫我去唱歌，跟着著名歌唱家周小燕学，就是后来的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我其实对唱歌没兴趣。就闹情绪，打报告写纸条给院长要求演话剧，不想唱歌。后来周小燕发了脾气，因为她觉得我音色好，不唱歌可惜了。每次上课，她就发火，“噔噔噔”拍桌子，“昨天回去叫你练的，你怎么没好好练？”我说练了，“练了今天怎么还这样？一点改进也没有？”实际上我没练。她后来去院长那儿“告状”，我们当时的院长是陈沂、沈亚威，把我叫去训了一顿，然后叫我去下面锻炼锻炼，就把我放到了朝鲜前线回国的志愿军部队驻苏州的文工队。
苏周刊：那时您在部队话剧界也有些名气了？
王禾：我既是主要演员，又是导演，又是表演课的老师。每年都立军功。1954年，我被评为华东军区“优秀演员”之一，应该是很高的荣誉了。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好在给我定的性是“边右”，于是我就被安排去了甘肃省话剧团监督使用。 在甘肃省话剧团演了不少戏 周总理的一句话让我平反了 苏周刊：在甘肃省话剧团的那段日子还演戏吗？
王禾：这阶段倒是演了不少话剧。政治上得不到信任，艺术业务上还是得到了重用。应该说造就我今天在话剧艺术专业上的这点成就，甘肃省话剧团的八年经历培养了我。但这段日子也是非常煎熬，精神上的折磨真是一言难尽。1963年平反的时候据说是因为周总理的关心。
苏周刊：那是怎么回事？
王禾：那年甘肃省话剧团进京演出，我们的戏被调进中南海怀仁堂的小剧场给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演出。我们演的是《悲壮历程》，主题是批判张国焘脱离中央。我在剧中担任一个重要的角色——一位军医。演出结束后，周恩来总理到后台来接见演员，这种事我是轮不上的。后来有一位同志叫我去一休息室，叫我在那儿坐会儿，我发现就我一人，门也没关，我看到门口有人在走动。当时心里挺紧张的。过了一会儿，那人进来通知我，跟他到隔壁会议室去。我更紧张了。到那大会议室门口，工作人员把门一推开，迎面就看见周总理，坐在大沙发上，旁边坐着我们省里的领导和我们剧团的领导，红地毯上坐着我们话剧团的演职员。周总理看到我进去，探探身子把手伸过来，我一下子傻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当时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旁边的工作人员提醒我，总理想跟你握手，赶快过去。我就扑过去了。之后什么也不知道了。等我醒过来时，我躺在中南海的医务室里。后来医生和我们团里的同事跟我说，你小子没福气，跟总理一握手你就倒了。但我记得周总理说了句话：小同志，你受委屈了。回去以后，我就平反了。
平反后，我就不想在“甘话”呆了，因为实在不想忍受那不舒畅的氛围，尽管让我留恋的是艺术上的培养。那时的大环境就是这样，但当时我年轻，没有这样的认识。到上海没呆几天就到了苏州文化局，但苏州没话剧团，没有电影厂，就从话剧演员转为戏曲导演，可以说是转行了。
苏周刊：在“甘话”那几年时间，您演过不少话剧，哪些角色您比较满意？
王禾：《红色风暴》《林海雪原》《八一风暴》《孔雀》《甲午战争》，还有几部苏联名著《列宁在1918》《教育诗篇》，有些戏到现在还一直怀念着，也觉得比较满意。但后来大部分的证书、奖状、剧照在“文革”中被毁了，现在只残存着几张剧照。 最崇拜的话剧演员是金山 苏周刊：您最崇拜的话剧演员是谁？
王禾：金山。他和孙维世的故事，以及金日成秘书的故事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金山写了著名的话剧剧本《红色风暴》，剧本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排，他在里面演主要角色“施洋大律师”，在第一届全国话剧汇演作为奉献剧目，轰动话剧界。后来《红色风暴》拍成电影，就是著名的《风暴》。
苏周刊：您有没有和金山一起排过戏？
王禾：这倒没有，但有过接触。第一届话剧汇演在北京的时候，我们甘肃话剧团送去的话剧是《在康布尔草原上》。趁在北京的机会，我们向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老师请教《红色风暴》的表演，准备回甘肃后也排这部戏。我也曾向金山本人求教过“施洋大律师”这个角色应该怎么演。 话剧的表演是一种享受 苏周刊：从话剧演员变为戏曲导演，这个角色转换您适应吗？
王禾：还是适应的。苏州没有话剧团，来苏后我只好导戏曲。我做导演有个特点，话剧加唱。人家一提是王禾导的，那肯定是话剧加唱。我指导戏曲的时候要求用话剧的方式来体现戏曲人物，要求演员唱的时候也一定要动情，话剧表演的动力就是“动之于中，行之于外”。
苏周刊：演员觉得有难度吗？
王禾：开始不适应，我老是被他们骂。我记得一次去上海给他们排话剧本子改编的沪剧《红岩》时，许云峰上场时的那段，我要求演员用话剧的表演形式，拎着脚链，往下一摔，实际上也是起一个亮相的功能，然后一个大大停顿。习惯了戏曲表演形式亮相的演员怎么也演不好，三遍之后就有情绪了。我说上午就不排了，你再去想想，下午再来。他到了后台就骂开了，说“我演了一辈子的戏了，到你这儿就不会演了？我连一个上场我都不会上了？当着那么多后辈的面一次一次叫我重来。”后来我叫人把团长请来，再跟他沟通，慢慢地他领会了这样表演的奥妙。正式演出的时候，就这一亮相，底下观众“哗哗”地拍手。后来那老演员反复向我道歉，来我家时，一次给了我两条金华火腿。
苏周刊：您还拍过不少影视剧，如《水浒传》《沙家浜》，和一些名演员如王思懿、何晴也搭过戏，您觉得演戏和演话剧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哪个带劲？
王禾：话剧。话剧的表演是一种享受，包括导话剧时也是一种享受。进入角色后，体验人物的生死离别、爱恨情仇。
苏周刊；那演电影呢？
王禾：电影是分镜头拍，一次不行可以两次、三次甚至N次，而且不连惯，你刚刚入戏，导演可能就会喊“停”。有时拍这个镜头可能是很悲情的，几分钟后下来另一个镜头可能就是狂喜的。
苏周刊：那对人的表演要求不是更高吗？
王禾：是，感觉要来得快，但不是享受的，一定程度上是受罪。话剧是连惯的，你在人物里面一直游走着。享受它的悲，享受它的喜，不同的演员不同场次同样的戏会出不同的效果。所以锻炼演员和考察演员的表演功力，是话剧。许多明星被采访时问到下一部准备拍什么戏，他们有时会说，休整一段时间，充充电，演演话剧。 著名导演苏舟曾在第一期话剧培训班受训 苏周刊：上世纪80年代您曾办过大地艺术夜校和黄河艺术学院，开了专门学习话剧表演的培训班？现在还在办吗？
王禾：加上春花表演培训班和蒙特希影视艺术公司（谢晋影视学院苏州培训基地），二十多年招了近2000学员，现在不办了。其实在办这些学校之前还办过第一期话剧表演培训班。1982年，团市委主办话剧表演培训班，打听到了我，叫我做指导老师，我很高兴就接受了。就在万寿宫里面。那时候，电影特别是电视开始兴起，想当明星的年轻人比较多，我记得报名场面很火爆，30个名额，来了3000人，优中选优。不过那期也出了一些人才，比如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苏宇，现在是教授级了，还有就是著名导演苏舟，还有广播、电视台好几位主持人，都出自我那期的培训班。他们开玩笑说，我们是王禾“黄埔一期”的。
苏周刊：与您的培养有关。
王禾：不能说是我培养的，只能说在我这儿受了些启蒙引导。高兴的是，他们回苏探亲时，有时也会来看看我，他们拍的电影或电视剧也请我去担任个角色。 30年义务给东吴剧社排戏 苏周刊：您一直在给东吴剧社排戏，是这样吗？
王禾：东吴剧社可以说是中国较早成立的一批校园剧社之一，有近百年的历史了，也是苏州话剧舞台仅存的比较正常开展活动的学生剧团。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就给他们做艺术指导，一直到现在，给他们排过戏，也给他们讲过课，陪他们熬夜，陪他们领奖。
苏周刊：东吴剧社规模如何？
王禾：每年都有新生力量加入。多的时候近百人，一般五十人左右。每年都排话剧。
苏周刊：是一种自娱自乐的形式吗？
王禾：不是的，他们还到外校、外地交流演出，受到欢迎的也不少，得过奖的也不少。
苏周刊：近几年东吴剧社排演的情况如何？和以前相比有些什么变化？
王禾：大学生求索新事物，这是好事，但如果不把握艺术规则和本性，一味把“好玩”当创新，那就可惜了。我老了，参加的活动少了，但仍有责任提醒他们。
苏周刊：您给他们排的戏印象最深的是哪部？
王禾：《青少年的爱情喜剧》《雷雨》《心扉》等等，好多。说个有意思也很感动我的戏，就是《正在想》，是我写的剧本，讲一家三代教育工作者在思想上的碰撞。剧本给当时苏州大学的一位副书记看过后，她觉得非常好，对“奶奶”这个角色特别喜欢并作了非常具体的指导。我就鼓动学生，邀请她参演，她很高兴就接受了。后来到南京演出，比赛又得了一个特等奖。那段时间在东吴剧社掀起了一个活动高潮，大家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苏周刊：在给大学生排戏的过程中您是种什么感觉？
王禾：很兴奋，很享受艺术的教育功能，我和身旁的大学生们都体会得到。我给他们义务排了30年的戏，没收取一分钱，因为这是我一生的最大的爱好。说到钱，我到现在参加了几十部电影和电视剧的拍摄，一些导演，好多都是我培训班的学生，他们问我该给您付多少报酬？我总是说我们先不谈这个，拍完再说，按质给价，给我多少我拿多少。你说我缺不缺钱，我缺钱，我很缺钱，我唯一的女儿瘫在床上三十年，家里最穷的时候，板凳全卖光，吃饭时放三张报纸，中间一张搁饭搁菜，另两张用来垫着坐。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不会攒钱，早年提倡“只讲奉献，不讲回报”，现在还是这观念，我不高尚，没奉献的本事，只喜欢做事，我只要不冻着不饿着就行了。 一些所谓的实验话剧实在看不懂 苏周刊：对现在排演的一些话剧，比如先锋话剧、实验话剧，您怎么看？
王禾：现代话剧接触得不多。时代在发展，艺术也在发展，话剧也一样，国内的导演开始探索寻找新的戏剧观念和表现手法，引发了实验剧风潮。这些新的流派对我们这些老家伙来说，有时还不太容易接受，比如说《两只狗的生活意见》，来苏州演出时，东吴剧社给我买的票，说是一种新的形式，叫我去看。我也很好奇，想看看到底是怎么演的。演出之后演职员与观众见面会，有人介绍我，他们问我的意见。我说我没意见，因为我没看懂。再问，哪儿没看懂，我说整个没看懂。
苏周刊：您确实是没看懂吗？
王禾：确实没看懂。我到现在也没看懂。
苏周刊：那您没看懂什么呢？
王禾：作为一个戏，基本的要素总归要有吧：比如故事情节、人物、人物关系、主题思想现实意义。人家回答，不需要主题，看出什么是什么。我说没看出故事情节，那就没有故事情节。
让我更看不懂的是演出过程确实有掌声，还不是一次两次，坐在我旁边的一位东吴剧社的女演员兴奋得不得了，一句台词一句话就引起这些年轻人叫好。据说在北京演出时掌声不断。掌声应该是衡量一部戏的好坏。你说没有社会价值也不对，到全国好多地方演出，也表现出关注，应该是有一定社会价值和艺术造诣。但作为我来讲没看出什么来，老了！
苏周刊：是我们跟年轻人有了代沟？
王禾：有可能。我后来打电话给我北京的一些老朋友，求教北京电影学院的王淑琰老师，他说他也没看懂。也可能就是个代沟。我们退休后和社会接触少了，见识面窄了。
苏周刊：那话剧引入了很多流行文化，他们可能也在探索一种什么东西，所以把此类剧归为实验话剧。
王禾：但孟京辉导演的其它话剧我也看过，像《暗恋桃花源》，独创了一些新的表现手法，当然老话剧界以前也运用过，但林兆华用得更妙。 话剧对人心灵的感染来得更强烈 苏周刊：今年话剧节期间，苏州舞台上也热闹了一阵，苏州的观众还是蛮喜欢看话剧的，您觉得苏州话剧的环境或者说氛围怎么样？
王禾：苏州解放后没有话剧团这是我一直最遗憾的事。有的人说苏州人不喜欢话剧，我认为没有培养，当然没有人来喜欢。就像你没吃过牛排，一开始会觉得吃不惯，不好吃，你就不给他吃，那他永远不知道它好吃而且有营养。你给他吃得多了，慢慢他就会觉得这里面营养好，而且越吃越好吃。更重要的是话剧对人们心灵的感染，培养人的品德修养和审美意识是其它剧种所达不到的。
可以说，话剧改变了我的人生，我的喜怒衷乐都在话剧里了。我为什么一直把话剧当作自己最大的兴趣，就是因为话剧的作用。有时候很多事情不是靠法律制度能约束得了的，而是靠内心道德的自律。提高人性的修养，对美的追求，形成他自己本身感情领域里面的一种道德自律，你就会自我把握，用不着到时候舆论和公检法来帮你把握了。
苏周刊：您认为话剧真能产生这样巨大的作用吗？
王禾：我觉得能。
苏周刊：其它的文艺形式，比如电影、电视剧、文学作品、曲艺也可以呀？
王禾：其它的应该说不如它。有的艺术，观众更多地是看技艺，话剧不一样，既没有唱也没有跳，全是靠真情实感引起观众的共鸣，一种面对面的心灵感受。我记得那时演《红色风暴》，一个观众说连看了四遍，太震撼了。我记得很清楚，当施洋大律师给工人讲了发生的案情后，有一句台词：难道这是公道的吗？观众席里好几个人站起来，怒吼“不公道”。施洋又来一句：真正的杀人凶手是谁？“是那个警察局长”。这不是导演安排的，是观众由衷发出的怒吼，这就是话剧的感染作用。
我教培训班的时候，有的学员连着学四期，要知道我们那个培训班不是初级中级高级一级级递升的，每期都差不多，我们不光培训他们的表演技艺，还培养他们该怎么做一个人，所以有一个学员学了以后，他爷爷奶奶跟我们说，这个孩子好像变了，看见邻居也能打招呼了。
苏周刊：是不是因为您干了话剧这一行，您觉得话剧比别的形式对人心灵的感染来得更强烈些？
王禾：也可能。我不是强调唯一话剧能起到修身养性这一作用。我强调的是应该多多接触这些优秀的艺术形式，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浸润人的心灵。就会自然形成对自己的行为规范，自觉做到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