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戏剧雄心
来源：不详 时间：2014/8/20 22:07:51 点击：
借着诺奖效应，莫言编剧的话剧《我们的荆轲》正在首都剧场上演，给莫言让出档期的是北京人艺的两部热门大戏《窝头会馆》和《全家福》。《我们的荆轲》由王斑与宋轶主演，将演出至12月21日。 莫言戏剧作品并不多，至今搬上舞台的不过只有一大一小两部话剧。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莫言最初的文学创作其实是从写剧本开始的。莫言曾回忆，他真正的“处女作”是一部名为《离婚》的六幕话剧。1978年，莫言还在山东黄县当警卫战士，受话剧《于无声处》和曹禺、郭沫若的影响，曾写了一部六幕话剧《离婚》，故事讲述的是与“四人帮”斗争的故事。一腔热血的莫言把“处女作”寄给《解放军文艺》，却遭遇了退稿。退稿信上写道：刊物版面有限，像这样的大型话剧，最好能寄给出版社或是剧院。几年后，剧本手稿被莫言自己付之一炬。《离婚》也成为他唯一一部未发表也未上演、却已灰飞烟灭的剧本。莫言承认，他的小说写作也受戏剧影响很大。因此，借着《我们的荆轲》再次演出的机会，我们也可梳理和了解一下莫言与戏剧之间的不解之缘。cdn-WWw.2586.waNG 修改四年《霸王别姬》首演引争议 《离婚》之后，莫言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都未碰戏剧。直到1996年，莫言应编剧王树增和导演王向明之邀，才又开始了话剧创作。但这部名为《霸王别姬》的作品直到2000年才搬上舞台，既有市场的原因，也有剧作家自己的审慎。四年间，莫言五易其稿，剧本最初的题目叫《钢琴伴奏·霸王别姬》，分为古代和现代两部分。莫言后来意识到，形式主义的现代是比较浅层次的，因此他砍掉现代部分，搞得更加纯粹。 “这个戏我想应该是满台喷射着思想的火花，有非常美的语言魅力的那种戏。”莫言曾表示，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来对抗通俗，让观众像洗礼一样体验古典情怀，看到一个崭新的霸王形象。“我们设计了许多在历史上完全可能发生但史书上没有记载的情节，来表现我们对这些历史人物的理解。理解就是阐释，阐释就是创造，而创造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我们写出了我们的项羽、我们的虞姬、我们的刘邦、我们的吕雉。” 当时莫言还亲自为话剧《霸王别姬》写了广告词：“这是一部与现代生活息息相关的历史剧；这是一部让女人思索自己该做一个什么样子的女人的历史剧；这是一部让男人思索自己该做一个什么样子的男人的历史剧；这是一部让历史融入现代的历史剧；这是一部让现代照亮历史的历史剧；其实所有的戏剧都是历史剧。” 2000年11月28日至12月25日，《霸王别姬》在人艺小剧场上演，由空政话剧团的吴京安、肖雄主演，引起不少争议。莫言本人也不是完全满意。首先他原本没想到是在小剧场演出，“我设想的是在辉煌的大舞台上，通过舞美、灯光、服装来展现很华丽很古典很浪漫的东西。然而现在小剧场的形式可能更现代了。”另外他创作此剧是“想搞成传统的有莎士比亚情调兼具古典美的作品”，但导演王向明在二次创作时，却加入了京剧韵白、流行俗语等很多现代手段。莫言说：“这些东西与全剧的风格是有些不协调。每当气氛营造出了一种古典的情怀并要达到情感升腾的境界时，就被导演用地方方言、流行歌曲或其他方式把观众的情绪给瓦解掉了。整出戏就是在不断的营造、瓦解、再营造、再瓦解中进行的。也许按照我的那种想法，这出戏不会引起这么激烈的讨论。”不过莫言对剧组的二次创作依然很尊重，他说：“戏剧创作与小说创作不同，小说我一个人说了算，而戏剧是许多人共同创作的结果，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作为编剧，我只能说当我创作完作品之后，就不应该再去干涉导演和演员的创作了。” 《我们的荆轲》加入“航母style” 虽然《霸王别姬》上演之后不久，莫言就于2003年“非典”期间创作了《我们的荆轲》。但直到2011年，这部作品才被北京人艺搬上戏剧舞台。由任鸣执导，王斑、于震、宋轶主演。这也是他第二部公演的话剧。 《我们的荆轲》故事取材于《史记》，人物与史实基本忠于原著，但莫言在剧中“对每个人物的行为动机却做了大胆的推度”。戏里，荆轲刺秦动机不再单纯，而是变得复杂而游离。剧中不少台词犀利尖锐，直指当代。尤其戏末荆轲的一句“我们历史上见”，更是把这出历史剧的现代内核体现得淋漓尽致。 莫言在《我们的荆轲》中延续了《霸王别姬》的创作思路，强调历史和当代生活之间的关系；而且两部戏的导演在二次创作时，都加入了不少“流行元素”。比如此次《我们的荆轲》二度上演，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经典段落，将在众人送荆轲上船时，加入近期红遍网络的“航母style”。与《霸王别姬》不同的是，当年莫言想让《霸王别姬》在大剧场演，但导演却选择了小剧场，而《我们的荆轲》莫言原本按小剧场创作，最终搬上了人艺的大剧场。 今年莫言戏剧集《我们的荆轲》出版，在书中自序《盯着人写》中，莫言谈到《我们的荆轲》的创作：“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写他人，写外部世界，这一次是写自己，写内心，是吸纳批评，排出毒素，是一次‘将自己当罪人写’的实践。”而在所附访谈中，莫言表示，“戏剧创作方面，我是一个学徒。但我有成为一个剧作家的野心。” 戏剧决定我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2010年，莫言曾给贵州大学的师生做过一场题为“小说与戏剧——从个人经验谈起”的讲座。莫言引用陈独秀的文章，来说明戏剧的重要性。他认为，“现在戏剧依然是国民教育的最重要方式，陶冶人民情操，铸造人民灵魂的重要手段，用戏剧方法进行的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远远比一本正经的说教强得多。”“戏园子是老百姓的课堂，演员是老百姓的老师，这个观点肯定是正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都应该对戏剧充满足够的认识。” 莫言还坦言：“对我而言，戏剧决定我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一个人童年时受到的教育是影响他一生的，学校、社会的教育是对之前框架的修修补补。所以我现在这个人之所以被大家评价为一个不太坏的人，在大是大非面前能保持基本原则的人，这就得力于我小时候看的很多戏曲，这些道德观价值观就会反映到我的小说中去，小说中的观念是跟我这个人密切相关的，因此我小说里很多思想性的东西，也还是跟中国的戏曲一脉相承的。” 能写小说就能写话剧 莫言说从小观看传统曲艺的经历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小时候对说书人非常钦佩，小时候老师让我们写作文谈一下我们长大的理想，我就写长大了要当一名说书人。这些说书人有非常强的即兴创作能力，他们善于贫嘴，就如开场我说的顺口溜，这就是当年说书人给我的影响，也从那个时候起，我对语言的押韵，语言的顺溜，有一种特别的嗜好，当我阅读元曲之后我就发现他们跟我在民间接受的东西是一致的。这些就在我的小说语言中大量地运用，我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中就大量地运用了排比句式。”但莫言也承认，他真正有意识向戏曲学习是始于2000年发表的小说《檀香刑》。 今年3月，莫言在一次关于“文本与戏剧的关系”的座谈会上说，自己当年创作戏剧《霸王别姬》的过程“很迷人”，他再次提到从小对戏剧的痴迷。“我们农村孩子不像城里有电影看，每年在农闲的时候听说书人说书，有时候特别无聊，看老百姓婆媳吵架，两个女人吵架时，我想本身就是非常精彩的戏剧。她们动作之夸张，表情之丰富，语言之生动，是剧作家想不出来的。最早我写话剧，就像吵架一样，把剧本当做吵架，视为矛盾，让几个人上去吵，几个人去辩论，你说你有理，我说我有理。” 莫言认为，一个好的剧作家必定是一个很好的小说家。或者一个好的小说家完全可以变成一个好的剧作家，这中间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墙壁。“一部优秀的小说里面必定有一个核，这个核提炼出来就是一部很好的话剧。” 而且莫言自信，中国的小说家更具备转行写话剧的优越条件。因为我们中国传统小说的看家本领，就是依靠对话和动作刻画人物，揭示人物的心理，最后完成塑造人物的过程。 “小说要用独特的有个性化的语言来最终完成对人物的塑造，小说里面有令人难以忘却的独特的典型人物形象，我认为这个小说就成功了。《红楼梦》成功了，祥林嫂、阿Q成功了，戏剧舞台上莎士比亚的成功，是因为里面有人。老舍《茶馆》成功是因为里面有人，最终话剧和小说达成的目标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我觉得能写小说，就能写话剧。” 剧评 一个说书人的“荆轲”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是莫言在斯德哥尔摩瑞典文学院所作演讲结束语中的一句，这场演讲的题目就叫“讲故事的人”。莫言在演讲中又称自己为“说书人”，这应该是一个更中国化的表述，不过英文翻译同样是Storyteller。 而当莫言重新叙述“荆轲刺秦”时，于是就有了话剧《我们的荆轲》。相应地，故事化或者说小说化便成为该剧在文体上的突出特征。 首先是独特的戏剧结构。莫言不像传统戏剧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浓缩于有限的场景，而是采取一种近乎散点透视的方式，段落划分也较传统戏剧要多，如《我们的荆轲》竟多达十节——成义、受命、赠姬、决计、死樊、断袖、副使、杀姬、壮别、刺秦。事实上，像这种分节式的结构在近现代戏剧中的确比较少见，它更接近小说以章节划分的模式。而且，莫言剧作也不像近现代戏剧偏爱采用回溯式或插入式布局，而基本上是按故事的自然进程作线性展开，仿佛是将一个故事从始至终娓娓道来，随着情节的发展逐步推向高潮。 其次是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心理的揭示。与史传中的记载相比，《我们的荆轲》中的人物性格明显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征，不但像荆轲、燕姬性格具有双重性乃至多重性，就是原先比较单纯的太子丹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与此相联系，莫言剧作注重表现人物内心的纠结、矛盾、冲突，尤其是主要人物荆轲在刺与不刺、为何而刺、如何去刺等问题上的心态历程，刻画得细致入微。燕姬形象同样如此。她既是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卧底”，同时又是一个具有丰富情感的女人，对太子丹、对荆轲怀有复杂的感情，这种微妙的心态在剧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表现。 第三是故事情节充满悬念。荆轲刺秦几乎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但在莫言的剧本中仍有一种使观众忍不住看下去的悬念：荆轲究竟会不会去刺杀秦王，他究竟为什么要刺杀秦王。另外有了荆轲与燕姬的情感纠葛，《我们的荆轲》才更富于故事性，才能于史书记载之外，平添了不少令观众为之动容，为之唏嘘，为之扼腕的场面情节。显然，莫言作为说书人所具有的丰富想象力和高超叙事才能在此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