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良《松鹤图》，现藏于广东省博物院



黎雄才上世纪30年代初作品《潇湘夜雨》曾荣获比利时国际博览会金奖。

　“谈股论金”的年代，鄙人一介寒士，只能谈古论今。今天起，用古人之故事说今人之风流。作此尝试，一是彰显慎终追远之志；二是给当代画人提个醒儿：面对古人，亦不必妄自菲薄。

　　第一对要说的，是当代黎雄才和明代林良。

　　去年观《百年雄才》大展，笔者曾下断言：黎雄才者，当代林良也。

　　林良，明代画家，南海人。因善画而被荐入宫廷，授工部营缮所丞，后任锦衣卫指挥、镇抚，值仁智殿。擅花鸟，颇为时人推重，对明代中期的花鸟画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据说林良是第一个赢得全国声誉的广东画家。

　　为何定黎雄才为“当代林良”？

　　首先，两人同为画家中的表表者，在各自的时代中均具有相当大的全国性影响。CDN-wWW.2586.WaNG其次，两人同为院体画家：林良专事水墨粗笔写意，形式上与文人画大写意对接，笔墨主要为造型服务，下笔刚猛而严谨精准；黎雄才则繁复有加而干练实净，神采飞扬且妥帖周到，直接提倡新院体并身体力行，院体功力之深，一时无两。二人对院体精神深有领悟，作品同具凛然刚大气象。三是两人同有开创之功，并影响后来：林良将大写意形式和院体精神相碰咬，笔墨与客体完美榫合，让观者惊叹；黎雄才以院体精神表现时代新貌，同时不掩笔墨精义，令观者骇然。

　　惜黎雄才有林良之大才而暂无林良之大名。煌煌一部美术史，假如没有黎雄才恰当一笔，便如当下所看美术史忽然没了林良那一笔，亏欠的，终将是历史和后人。

　　不过，当时鄙人也提出一个观点：对林良和黎雄才，不容低估，但似乎也不宜高估。

　　林良虽名垂千古，然果为大师乎？历来就争议不少。黎雄才在历时态的历史节点中的艺术地位，是被低估了；然而，假如我们把他放在共时态的文化时空里，以严厉的历史眼光来衡量时，他的地位究竟该当何如？黎雄才真的能“完全”置身于大师之列，与我们公认的近现代三大师（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并列么？

　　按一些论者言论所透露的，“不能”是残酷的现实，再不平再愤懑，亦难推倒。假如硬要把黎雄才与三大家并列起来，恐怕也只是一厢情愿，“捧杀”而已。大师当由历史评定，由文化加冕，一厢情愿，反倒辱没了黎雄才先生。近代就有人喜欢拿任伯年和吴昌硕对比，颇有意思：任伯年功夫一流，花鸟、人物、山水，无一不能，无一不精，自成一派，影响巨大，学者众多，连吴昌硕也要随其学画，但到了最后，居然是年到半百才开始以画示人的吴昌硕成了大师！这是为何？

　　一部中国美术史，要论高低优劣，无不由“境界”二字作定评。这是中国绘画史的衡量标准，也是中国绘画史的文化事实。画家如果没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往往难毕其功。正如杨小彦提到的，黄宾虹凭借深厚的古画研究与艺术理论积淀，在晚年又一次厚积薄发，完成了画风的重要转变，在艺术上达到了更高的境界。如果黎雄才晚年有如此艺术修为，不简单固守程式，凭其熟练的笔墨语言，或许有可能达到黄宾虹的艺术高度。此次展览，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深入了解到黎雄才先生一生矢志锻造新院体。不过，其对绘画的文化反思确实不多、不深，如所留“画语录”，多是雕虫之论，鲜见宏旨一二。

　　这一点，黎雄才逊于其师高剑父。

　　美术史专家王坚考证说，高剑父曾为自己的后半生制定了《十五年计划》。第一层是：宋院画的现代研究（即新宋院）。以宋院画为基础，而参以世界画法之长，加以透视、光学、空气、阴影等科学方法，以现代事物为对象，而成一现代的中国画。此外有“整理著述一年”、“办艺术研究院三年”等。第八层也就是最高境界，是“新文人画”。高剑父的“新文人画”是将生命的元气、人格的“善、美”融入艺术，这是对文人画的本质和精神的高度概括。他把文人画摆上了最尊崇的圣坛，与他以往曾对文人画持轻视、批评态度已然相反——由此可见，高剑父在文化上是勇于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是有高度和深度的：高剑父对艺术的认识，最后终于还是上升到了超越、纯粹的本体境界。

　　回看黎雄才，认识多还停留在高剑父所说的“第一层”之上，虽然他完成得异常出色，但因其在艺术攀登的目标上已有所差别，纵然登上了峰顶，却又高峰在前……

　　林良（约1428-1494）

　　字以善，南海（今广州）人，中国明代著名画家，为明代院体花鸟画的代表作家，也是明代水墨写意画派的开创者。史料曾记载“林良吕纪，天下无比”，他因善画而被荐入宫廷。

　　黎雄才(1910-2002)

　　广东省肇庆人，是当代杰出的国画家、美术教育家，岭南画派卓有成就的代表人物。擅长巨幅山水画，精于花鸟草虫，画作气势浑厚，自具风貌，被评论界称为“黎家山水”。（张演钦 广东省美术家协会理事 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