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一龙的“梦境桃源”山水画作品选刊






魏晋之风对“梦境桃源”山水画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战乱连年、社会极度动荡的时代。从汉献帝到南朝结束整整四百年,王朝更迭频繁、人民颠沛流离。在这种情况下,土生土长的老庄思想只能在上层名士范围内流行。这种“嗜酒荒放”表面上好像很自由活跃,而实际心理是无法排解的空虚和恐惧不安。这时,佛教的传入和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唐杜牧诗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盛况可想而见。《弘明集·孙伟喻道论》说佛经是“包五典之德,深加远大之实,含老庄之虚而重增皆空之尽,高方实理,肃焉感解,其映如日,其清如风”。而中国民族文化传统中的儒家思想很讲究“仁”和“恕”,道家讲究“虚”和“无”,儒、道、释三家,不但可以糅合,而且只有三者合一,才能相互依存。
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为此,当时名士特别是知识分子要懂得一些“用智遂生”的道理,即“或隐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这就自然使老庄思想和易理成为当时玄风的主要旨归,要求超越名教束缚而归顺自然。在当时也提出了一些对中国美学思想方面极关重要的问题,所以嵇康提出,越名教而顺自然,“大道无违,越名任心”。
当时称为“三玄”的易、老、庄之所以流行,完全是由时代背景所决定的。只有符合“自然”,才能超越名教的羁绊;唯有“任心”,才能“自足其性”。任心顺自然促使名士对自然山水的接近,名士的诗文向这一方面发展,造成人们对自然山水的真诚爱好。像竹林七贤、兰亭修禊等是人类生态平衡的一种必然途径,所以陶渊明放弃了“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的生活,回归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自足其性的境界。
魏晋人对自然的欣赏,与后来观赏自然不全相同。这一时期对自然的爱好,是从现实“卫生每苦拙”、“贤者避其世”的真正隐逸出发。也就是说从入世的实践中,真正体验到老庄思想境界对自然山水产生的内心欣慰。《世说新语·言语篇》记有“简文帝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这种襟怀间充满着恬淡思想的魏晋之风,绝不是简文帝一个人的境界,而是在当时名士对自然的理解和心态上有一定的代表性。宗炳的《画山水序》和王微的《叙画》,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产生的。宗炳认为:神为形本,“清升无穷”,“妙万物而为言”,“上际于天,下盘于地”、“坐彻宇宙”。他写了一篇《画山水序》,其中谈到,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象。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竖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皆得之于一图矣。
这篇文章可以作为东方美学思想发展的里程碑,也是中国山水画创作思想和技法理论史上最早、也最富有神采的宣言。“含道映物”、“澄怀味象”说明一个艺术家在对待自然万物时,要有深厚的修养和恬淡的襟怀,才能反映客观事物和品味它们的形象。“质有而趣灵”,因为“道”所生的“有”———山水,虽然巍然千古,其实质却变动不居。哲人用他们的悟性来顺应自然,使有慧心的人“精神四达,并流无极”。山水以其形象来体现自然的无为,使善生者情抒意畅、怡然自得。要在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不违天励之丛、独应无人之野中,达到“万趣融其神思”的创作境界。这样的山水画是可以当作“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图之于壁,能够“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的。
当时山水画正处在萌芽状态时期,而山水画理论已有如此高明的见地,这完全是这个时代士族阶层对现实生活的思想影响所成。魏晋清淡和老庄的清静无为,在当时的诗、赋文学领域中已经形成不求仕进、寄情自然的气候,加以佛学的东来,更助长自然玄风的进一步成熟。王微所写的《叙画》也和宗炳的《画山水序》一样,在当时开山水画风气之先,“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绿林扬风,白水激涧”。这不是运谐指掌的技巧所能奏效,而是要靠画家心领神会;这就是对象和作者所交融的情、景致和画家神思所交融的情,这就构成绘画艺术“法自然而化”、“万物将自化”的画道。
魏晋时期,崇尚自然的山水画,像一股清风,吹进了原来绘画这所肃穆的殿堂中来。自然隐逸的思想,对画家自然观的陶冶使山水画有了它自立门户的理论基础。山水画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属于理论性的创作审美观已经脱颖而出。由于当时士大夫对老庄思想的崇尚,主张清静无为、寄情自然山水而有特殊的境界和感受,使后来的山水画家也很难越过当时的思想高度;但在技法表现的实践上,此时始终处于萌芽状态。
六朝人对自然山水的精神向往,要比山水画的实践早四百年,真正能够和魏晋人的自然观、思想境界相接踵的仍然是隋唐的诗赋文学,从而开启了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