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琼德作品《城市镜像》系列之一
近日,“顶峰鉴风雅”保利公园2010项目颁奖与贵阳市美协主席、著名艺术家曹琼德“城市镜像”艺术沙龙在贵阳保利公园举行,这也是曹琼德首次在贵阳举办作品展。展出的18幅作品分别包括“城市镜像”系列、“甲骨文”系列、食鱼、水墨等。在展览期间,记者对曹琼德进行了专访。
人物介绍
曹琼德,国家一级美术师、贵州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贵阳市美术家协会主席、贵阳画院院长、贵阳美术馆常务副馆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省管专家。
贵阳五青年画展对我很重要
文化周刊:1979年“贵阳五青年画展”在北京举办,拉开了中国新艺术展览的序幕。这个在当年引起轰动,后来又被载入美术史的画展,您也是参与者之一,当年怎么想起要做这样一个露天画展?
曹琼德:当年,我、尹光中、邝扬、刘建一、刘邦一我们经常在一起写生。cdN-WWw.2586.WANG1979年夏天,有人提供了一个信息,说北京可以搞画展,几个人商量一下就决定去了。我没有去,我送了几幅写生的画去参展。记得当时送他们上火车去北京的时候,一个朋友还说:“这会成为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事!”当时觉得不就是几个朋友弄起玩的,怎么就成了“历史”呢?但是现在我相信了。这个画展真成了历史事件,被解读出多种意义。这个画展于我个人来说很重要。
文化周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董克俊、尹光中、田世信,包括您,你们是较早地进行了美术形式、媒介的实验、探索的艺术家,你们的观念和作品影响了后来的一大批人,但进入九十年代后,您的创作沉寂了一段时间,为什么?
曹琼德:1979年的五青年画展当中,我是最年轻的,当时其他艺术家已经想得很深入了,我参展的就是写生作品。当然,从这些作品中是可以看出这个年轻人的艺术才华。展览之后我就开始寻找一种更加独立的绘画语言和表达方式,期间画了一组冬天的雪景画,很唯美,我自己很喜欢。八十年代中期吧,我就开始摸索技法,这是画得很投入的一段时间,很短时间内创作了几十幅作品,都是黑白木刻。对我来说至今最重要的展览就是1989年3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的个展,我记得是中国美协副主席华君武、古元为我的展览剪彩。我当时还是个无名小卒,他们对我的作品评价很高,那个时候艺术界的前辈们特别愿意看到新鲜的东西。
九十年代是自己的一个坎,那段时期对我来说是“四十而大惑”,大惑的原因大致有几个:一个是当时很纠结这种画法不利于作品的保存,保存起来很费劲;另外就是我总是被定义为版画家,当时特别想变;再一个就是当时有小孩儿了,生活开始有压力。接近2000年,心态和艺术认识都趋于成熟,我开始慢慢画得更理性了,技法上也做了新的尝试。我觉得,画画找到一个好的方式,从有想法到真正有点面目,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画画的状态和手上的感觉是需要持续的。我现在事务性的工作太多,有时候真是很伤心。好不容易画到一个不错的状态,工作来了,不得不终止。
我喜欢用跨界的方式作画
文化周刊:我注意到,您几次参加全国美展都是以版画入选并获奖,版画是您创作的主要方向吗?
曹琼德:我特别不愿意被定位为版画家。最开始我画油画,有一次董克俊说我黑白的感觉很好,可以尝试做版画,这才进入了版画界,从此也都被定义为版画家参加各种展览。其实我个人还是喜欢用跨界的方式作画,在不同的画种边缘用不同的方式来画。真正好的艺术作品不该有界限。我一直在尝试用不同的方式和技法来画画。
文化周刊:据我所知,您好像从来没有在贵州举办过画展,这次与保利地产合作做这个展览是怎么打算的?
曹琼德:这次与保利的合作也是很偶然,从保利来和我谈展览到展出,准备时间也只有一个星期。说来也新鲜,画画这么多年,这次展览居然是我在贵州的第一次个展。1989年的北京个展之后我的作品许多朋友都没有看过,也可以借这次展览让朋友们看看。这个展览不是那种学术性很强的展览,就是邀请朋友们一起来玩,很轻松。
文化周刊:我们注意到,今年以来,贵阳的艺术活动越来越多了,很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这些艺术活动有相当一部分不是由美术馆等官方机构来主办的,包括您的这次展览。一些商业和民间机构也开始致力于打造艺术空间开展艺术活动,您作为贵阳市美协主席,您怎么看这样的趋势和现象?
曹琼德:这是个好现象。在外省,民间的艺术空间、艺术活动很多。就在相隔不远的成都,民间的艺术活动就非常活跃,今年,我就应邀到成都参加了两次由白夜酒吧举办的艺术活动,白夜酒吧是由著名诗人翟永明经营的,它规模很小,但是影响力却很大。
民间的艺术活动可以弥补一些官方办活动的不足:官方办展览首先都要指定一定的作品数量,要认艺术家身份,要有一定的学术储备,等等,有很多门槛。而民间没有这些门槛,所以显得更生动,更多元。有很多喜爱艺术的年轻人可能暂时还没有机会进入官方展览,但他们同样需要鼓励,需要有机会展示自己,民间的艺术活动就可以给他们提供这样的机会。其次,这样的民间艺术活动多了,也可以提升整个城市的文化品位,丰富城市人的生活。我希望这样的活动越来越多。
城市镜像 反思城市
文化周刊:聊聊这次展览的“城市镜像”这组作品吧。
曹琼德:城市镜像是我在2009年为参加全国美展创作的一组作品,当时做了六张,马的图像是用手工刻的,背景是丝网印刷,我自己觉得技术上还不是很完整,背景与马头衔接得不是很好。但是当时这组作品在全国的反响很好。并且入选日本举办的“现代中国的美术”巡展。
关于“城市镜像”的主题,我想表达环境与人的关系,我记得我们从前的城市里,人与物、人与自然有很和谐的关系,但是现代化的进程把这种和谐和温暖改变了,虽然现在生活变得舒适了,但是人与自然那种很温暖很亲密的感觉却消失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时候,“观城”展览也同时举行,展览展出来自世界三十多个国家的艺术家作品,我也是其中之一。这个展览的主题是“观城”,其实是对世博会提出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个概念进行反思。城市是不是真的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如果现代化是以文化和其他作为牺牲代价,这样的现代性是值得反思的。
文化周刊:2000年左右,您还创作了“甲骨文”系列的作品,这组作品是想表达什么?
曹琼德:“甲骨文”那组是相对更符号化的作品,我想表达的是中国文化被西方文化、现代化淹没、稀释的现状。我个人很偏爱这组作品,一些批评家看了作品之后给我说,画得太理性了。但我个人觉得是题材决定了技法。艺术创作在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需求和选择。绘画有特别多的可能性,与自己的表达倾向有关。我早期的作品很感性很唯美,很强调形式感,后来过渡到理性了。从感性转换到理性的中间调整阶段是最艰难的,但是之后从理性再回到感性就很轻松了,感性或是理性的表达都是由题材决定的。
画这组作品的灵感来源于九十年初期,贵阳开始大规模的拆房子修高楼,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在陕西路上的万家大祠堂也被拆了,我觉得很可惜,我和董重他们在废墟上捡了不少废弃的砖,每块砖上都有雕花。很多保有城市记忆的建筑都在那场大规模的建设中拆除了
■记者手记
理性而温和的艺术家
认识曹老师还是在2006年,当时在美国迪斯尼担任高级画家的贵州籍旅美华人范新林回贵阳探亲,老朋友在美国的传奇经历,曹老师很希望能讲出来给年轻艺术家们听听。于是,他打电话来报社联系了我们。
不久,曹老师又联系我们,说,贵阳有一帮年轻人自己组织了一个艺术空间叫“城市零件”,年轻人坚持艺术创作不容易,作为媒体,支持一下他们吧。
再后来,有新加坡蔡斯民的摄影展,尹光中的作品展览,董克俊的作品展……陆陆续续,每次展览,曹老师都会联系我,邀请我前去采访报道,次数多了,就慢慢熟悉了。发现,曹老师虽然是贵阳美协的主席,同时也是有名望的艺术家,但为人很温和、谦虚,与人谈事情,总是一副商量的口吻、慢条斯理的,他留着精心修剪的大胡子,总穿着休闲装,站在那里,给人的感觉就是温文尔雅。但凡贵阳市有什么艺术活动,只要他不忙,他都会前去捧场。对年轻艺术家,他更是关注,那些有艺术才华的好苗子,他鼓励他们坚持创作,市美协也举办一些展览来支持他们。他说,贵州虽然地处偏远,但在全国艺术界,一直都有自己的声音,上世纪八十年代有董克俊、蒲国昌等人,接下来有我们,现在有董重这帮年轻人,往后我希望不要断裂。
他很宽容,对不同的艺术风格,他都表示欣赏,他说,当代艺术本来就是前卫、活跃的艺术,就应该多做尝试,以不同的方式进入绘画。而他自己,就一直在版画艺术上做创新和尝试。
曹老师和那些老一辈艺术家一样,认为艺术是神圣而崇高的,在探索艺术创作的路途上,他们都怀着理想主义的情怀,无论是1979年的贵阳五青年画展,还是1989年的北京中国美术馆个展,上世纪九十年的困惑,以及困惑之后的豁然开朗,曹老师心目中的艺术是纯粹的,艺术不仅仅是个人的,也是带有社会关怀的,艺术也是人的一种生存状态。他的创作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关注社会的发展变迁与人的生命状态,以及对现代化的反思。虽然他的作品带有反思和批判的意味,但这种批判和反思表现得并不激烈和愤怒,而是温和而理性的。
多年的探索和阅历的积累,现在他的创作早已做到自如地游走在感性与理性之间。他说:我喜欢用跨界的方式作画,在不同的画种边缘用不同的方式来画,这种尝试往往会带给人不期然的惊喜。(兰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