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帖》以一半篇幅摹刻

　　“二王”法书，似乎不是偶然的。它鲜明地反映出“二王”一贯的宗主地位。《阁帖》摹刻的时代，

　　“二王”仍然以一元化的地位笼罩着书坛，没有人能摆脱这个规范。与《阁帖》约略同时的苏东坡，以行楷擅场。我们将他的作品与传世《兰亭序》摹本并观，不难发现其中消息的贯通之处。

　　“二王”之所以能为宗主，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息息相关的。江南物质生活的富庶、门阀制度的确立、谈玄论道的盛行以及种种优雅和闲适的情调，为艺术的兴盛提供了极为广阔和自由的空间。当时，汉字字体已经顺利地完成了隶变，用笔和结字的技术已趋向成熟，关于书法的专门研究和理论构筑也已开始形成。书法之法在此际达到巅峰，可谓历史发展的必然。

　　两晋书家各骋风采，第一次形成了一个跨越时空的创作群体。而右军成为集大成者，一切在他手中发挥为极致和典型，技进而为道，写手进而为书家；大令克绍箕裘，铺张扬厉，影响及今。CdN-WWW.2586.WAnG他们的艺术表现和艺术追求，一言以蔽之，就是前人推崇不尽的“韵”。

　　所以，严格意义上的书家，“二王”是其杰出代表，但并非唯一。在讨论晋人书法和《阁帖》时，我们不应忘却那个酝酿杰出人物的群体。附着于这个群体的“韵”，也在《阁帖》中得到了体现，与“二王”法书一样，对于确立《阁帖》在书法史上的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国魏钟繇毫无争议地成为两晋书法的先驱。钟繇的《宣示帖》（通称《宣示表》）是流传有绪的名迹，刻入《阁帖》第二卷，通常被认为是楷书的定型之作。《宣示帖》笔画优雅圆和，意态矜庄，虽然略含隶意，但结字、用笔都已面目一新，方圆并用，成功地衍生为一种新的字体。钟繇《白骑》、《雪寒》等帖，则进一步削弱了隶书的意味，如灵蛾破茧，进入楷、行二体的自由王国，风格与右军绝似。设若此二者不伪，则我们有理由认为，钟繇之时就已完成了汉晋两代书法的对接，顺利地将一代书风的接力棒传到了右军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