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上述之外，见于记载的两晋书家多为江左世族，这一事实在《阁帖》中也有鲜明的体现。虽然他们留在《阁帖》里的只是片楮寸笺，却无异于鲁殿灵光，同样璀璨夺目。他们与诸大家一起，为我们奏响了书法史上一个时代的主旋律和最强音。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阁帖》的整体结构。第一卷为历代帝王书，第五卷为诸家古法帖，伪迹居其大半，价值略逊。第二卷和第三卷几近全部为晋人书。据容希白先生《丛帖目》记，除去少量前人鉴定出来的伪迹外，此二卷仍得晋人37帖之多。cdn-Www.2586.waNg而其作者，复集中于王、谢、郗、庾、卫诸族，尤以王氏为众，翩翩佳子弟，多右军近支。这37帖，兼以第六至第十卷的“二王”书，琳琅满目，鸿篇巨制，无可争议地标榜着以“二王”为核心的晋人法书在书法史上的重要地位。更由于这种地位是建立在汉字的转型期和书法的成熟期，旗帜高张，所以无疑是不可动摇的。接下来的第四卷，略及南朝，大半为唐人书，共21帖，加上第一卷唐太宗、高宗书31帖，足以表明晋、唐间书法的发展轨迹。这两卷可信度极高，特别是唐二帝帖，无一伪迹，且篇幅之大，为《阁帖》之冠。盖北宋去唐未远，唐人真迹大量存世，既容易获观，鉴别难度也相应较小所致。
通过以上对《阁帖》的分类排列，我们不难看出，北宋时期，帖学的地位十分牢固。当然，在《阁帖》之前还没有“帖学”这一概念。此前虽有南、北之议，但仅仅停留在感性认识的层面，远远没有达到理论的高度，遑论所谓碑学。有宋一代，书法一道，始终坐帖学之春风，舒适优雅地成长着。“宋四家”中，苏、蔡自不必说，即便自运更多的黄、米，观其少壮之作，也是温雅有度、婉转多姿，无一笔不自晋、唐来。《阁帖》的体系，正是承袭着这一传统，专以晋、唐为矩矱。这不禁让我们想到，人们往往对《阁帖》“排斥”颜鲁公迷惑不解，似乎可以于此问津。鲁公同样自“二王”出。试观其最负盛名的《祭侄文稿》，何尝不为“二王”嫡系？况且，作为有宋一代（狭义地说，就是《阁帖》所处的北宋时期）最具典型意义的书家，“宋四家”或多或少都研习过鲁公的书法。因而，我们是否可以做如此推想：《阁帖》的编辑者并非否定鲁公的大家地位，而是以鲁公作为“二王”的流亚，在《阁帖》这样一部以纯正的“二王”趣味为取向、具有最高权威的学术专著中，将其忽略不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