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以来，米帖风靡，而以群玉堂摹刻最精。cDN-WwW.2586.WAnG上海图书馆藏第八卷残本米芾书，帖末有清代有名的鉴赏家张廷济跋：“群玉堂米帖勾勒之精，与绍兴内府所刻米帖等，岳氏英光刻、米礼部之曾孙巨容松桂堂刻，皆逊一筹。”张廷济认为群玉堂米帖摹刻水平超过《英光堂帖》和《松桂堂帖》。以后二者之精良，犹让群玉堂一头地，足见张氏对群玉堂米帖评价之高。故宫藏残本中的米芾书，吴荣光评曰：“阅米书数十载，无此至精至粹者，因采入筠清馆集帖。”吴氏乃大家，而能为之惊喜，亟欲另为摹刻，可见其魅力。
故宫藏残本系第二卷、第八卷、第十卷等合装，卷首保留了明代益藩题第二卷卷首的“晋唐遗迹”四字。这个残本价值很高，比如保存了晋王珣《伯远帖》局部、董其昌定为唐人所书小章草《唯识论》、停云馆刻《孝女曹娥碑》祖本、宋米芾小楷、宋蔡襄大字、宋石曼卿大字诗卷等。除《伯远帖》外，皆为仅见的文献，其珍贵不言而喻，对于书法史和文学史的研究具有极高的价值。比如《孝女曹娥碑》，后代版本纷纭；而群玉堂本的传世，破解了种种谜团。又如北宋诗人石曼卿的大字楷书，全用颜鲁公法，对于我们确认唐人书法在北宋的主导地位，又多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吉林省博物馆藏第六卷存有篇幅较大的宋苏轼书，楮墨古厚。特别是《上清储祥宫碑》，为奉敕撰书，格外用心。此碑词章之外，笔画端正，结字严谨，无一笔草率，充分体现了苏书得法于晋人这一艺术渊源。东坡一向自称惮于作小字，实际上他的小字成就极高。他的所谓“惮”，不是因为功力不足，乃是由于作小字需要更大的耐心才得精致，而这与东坡豪放的天性多少有些矛盾吧。
除《中国法帖全集》刊出诸本之外，还有若干《群玉堂帖》宋拓残本深藏石匮，希望有一天它们也能走出秘阁，化身千万，为我们所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