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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物赋形怡情养性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此不仅为一代巨匠王维的诗、画特色,更为重要的是,它为其后历代文人墨客所接受与推重,对文人画的发展起到了突破性的引领作用。承其余绪,北宋时期的苏轼不仅明确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而且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中提出了“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的创作理念,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期的另一位艺术大家米芾,也以其独特的“米氏云山”对山水画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基于苏、米等文人画家的不断倡导,北宋后期文人画不断发展并趋于成熟,文人画家们也慢慢形成了颇具个性的艺术精神,成为与其时画院画家不同的艺术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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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宋入元,王朝更迭使文人的社会境遇发生了深刻变化。异族统治、国家沦丧、身份低下、仕途无望等种种因素使当时的汉族文人士大夫阶层普遍笼罩在一种孤凉、愤懑的氛围之中,而绘画正好成为他们一吐胸中之气的合适载体。在黄公望、倪瓒、王蒙、吴镇等画家的不断努力下,文人画的发展在元代进入了一个巅峰时期。而这些“在野”的下层文人自然也将北宋以来士人画所形成的精神特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cDn-wWw.2586.wANG在他们的影响下,明代中期兴起以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为代表的“吴门画派”继承了文人画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有了自己新的体悟与表现。此派后期的王中立对此探索尤深。

  王中立,字振之、彦强,号子正、子和、玄洲、玄洲生,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生卒年不详。善画花鸟,笔力苍老,师法陈淳,颇有生意。传世作品有《兰石山禽图》(见右图)、《松树喜鹊图》(作于万历三十六年,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花鸟图》卷(作于万历四十三年,款署:“万历乙卯十月既望,为秋空禅兄写。王中立。”钤“王中立印”、“玄洲”两白文方印,现藏于广州美术馆)等。

  《兰石山禽图》为王中立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幅。此作为纸本设色,纵157厘米,横42厘米。画家自题“万历己未大寒,王中立写”,并钤“王中立印”白文方印、“振之”朱文方印。“万历己未”为万历四十七年,即公元1619年。作品画湖石坡地,错落有致,丛兰暗吐幽香。花草、竹叶顺石势而长,山禽栖于石上,翘尾觅食。画家以淡墨双勾兰草、竹叶,并填以石绿,以朱砂点花果,设色清丽。湖石皴染玲珑,笔墨苍劲。

  作者不仅在笔墨的运用上颇有造诣,而且对于画面的布局也独具匠心。由图轴观之,画面采取了对角线式的构图形式,突破了传统的绘画布局模式,也增强了画面中款识与坡石、花草等的相互呼应,而且还使画面疏密得宜,呈现出“笔简意繁”的独特效果。更为可贵的是,画家并没有被这种形式所禁锢,而是通过坡石与湖水的相互交融,创造出一种静中有动、动静结合的独特意境。
  
  除画面布局、笔墨运用等方面的不断探究外,王中立在自我精神气质的表现上亦有了新的发展。画家在题材表现上借助了文学中的“比”、“兴”手法,使画面增添了象征的意味。如画作中绿竹具有平安、气节的寓意(关于丛竹,据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北都惟童子寺有竹一窠,才长数尺。相传其寺纲维每日报竹平安。”后来就以竹子作为平安的象征。竹子中空有节,所以历来作为虚心求进、有守有为的形象显现)。石亦有仁、义、智、勇洁之“五德”。这些都寄寓了作者一种闲适的思想倾向及对于美好境界的向往,凸显了绘画的文学化倾向。

  在题材选择与思想表现上,王中立与以倪瓒为突出代表的元代隐逸文人有许多相通之处,尤其推崇一种“不与世俗沉浮”的超脱精神,但在人生观上却与隐逸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元代隐逸文人所生活的时代,汉族文人士大夫处于社会底层,而朝廷又取消了文人士夫唯一能够作为进身之阶的科举制度。因此他们的那种超脱是对社会的一种无声反抗,是一种无能为力的消极回应。而作者生活的明代,文人阶层身份卑微、生活困苦的状况早已成为历史,文人群体中所弥漫的悲观、愤世情绪也已不复存在。因此,画家适时根据自己所生活的时代,以平稳心境挥发自己的精神气质,既没有囿于传统,也不眷顾名利,而是以悠闲的心态寄情书画,发挥了艺术怡情养性的功用,体现了文人画“聊以自娱”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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