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元璐致崑生书札，浙江省博物馆藏
 

　　此倪元璐书札为纸本，共两页，每页纵27.1厘米、横12厘米，现藏浙江省博物馆。款署“璐伏报顿首”，钤“祖州”朱文葫芦印、“检叔”朱文方印、“陆士宝秘”朱文方印三方鉴藏印。
　　
　　在学书的道路上，倪元璐最得王右军、颜鲁公和苏东坡三人的翰墨之韵，以雄深高浑见魄力，书风奇伟。同时期的黄道周曾在《书秦华玉镌诸楷法后》云：“同年中倪鸿宝笔法探古，遂能兼撮子瞻、逸少之长，如剑客龙天时成花女要非时妆所貌，过十数年亦与王、苏并宝，当世但恐鄙屑，不为之耳。”倪元璐在植根传统的同时，又在竭力寻求变化，学古人却灵活变通，举一反三。倪元璐受益于苏字，却能将苏字的扁平结字特征反其道而行地化为偏长狭瘦的自家结字体貌；学王字，却能把王氏书中常见的方笔变成自己腕下能随机生发的圆笔；晚年用力颜字，去其“屋漏痕”意，书风渐趋浑沉，又能将糅、擦、飞白、渴笔等技法引入其中，借以丰富作品内涵。Cdn-Www.2586.wANg清吴德璇《初月楼论书随笔》评曰：“明人中学鲁公者，无过倪文公。”倪书深得颜鲁公厚实劲健之笔意，却更为劲峭，风格奇倔刚毅，自成一格。
　　
　　倪元璐的书法聚散开合随机应变，再以苍古劲爽的用笔，跌宕奇逸的结体和字距极密、行距极宽的章法布白呈现出一种奇异的面貌。同时代的王思任曾戏评倪书如“刺菱翻筋斗”，言其棱峭和动感。其子倪后瞻在《倪氏杂著笔法》中也说：“倪鸿宝书，一笔不肯学古人，只欲自出新意，锋棱四露，仄逼复叠，见者惊叫奇绝。方之历代书家，真天开丛蚕一线矣。”
　　
　　倪元璐书法风格的形成，除了他善于从王右军、颜鲁公和苏东坡等古人的经典中得到滋养外，还在于他的“新理异态”使其能自出新意。清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曾说：“明人无不能行书，倪鸿宝新理异态尤多。”康氏所说的“新”与“异”有两层意思：一是不同于一般的明人书法；二是不同于一般的帖学书法。这二者对倪书来说是统一的。倪元璐书法有明人行书流变秀雅的特点，又有涩劲朴茂的风貌，其源出于帖学书法，又含有碑学特别是六朝碑学的特点，以风骨凌厉、“异态”高古、清劲奇趣、格调旷达的特点造就了具有强烈个性的书法，展现出明代气势豪迈奔放的书风。倪元璐的笔画恣意，给人以畅达之感，再加上笔画字形的粗细大小变化、墨色的浓淡干湿交替，又显现出险劲中寓古雅的韵律，使之“下笔磊落无俗气”，因此后人对他有“笔奇、字奇、格奇”之“三奇”和“势足、意足、韵足”之“三足”的称誉。正像清秦祖永在《桐阴论画》中对倪元璐书法评价的那样：“灵秀神妙，……盖先生天分既高，而又学力深邃，宜其落墨超逸秀绝人寰也。”
　　
　　除了书艺高超，倪元璐也为忠烈之臣。他深得崇祯皇帝赏识，却因此遭受小人所忌，蒙谗言罢归，从此绝意仕途。崇祯十五年（1642年），清兵欲入关，明廷求救兵于天下，倪元璐毅然尽鬻家产以征兵，募得死士数百人，驰赴北京。倪元璐向崇祯皇帝陈述制敌之法，崇祯帝拜其为户部尚书，深恨不能早日用之。1644年3月，李自成攻陷北京。城陷之日，倪元璐整衣冠拜阙，曰：“以死谢国，乃分内之事。死后勿葬，必暴我尸于外，聊表内心之哀痛。”遂自缢。后南明福王谥其“文正”，清初改谥“文贞”。
　　
　　倪元璐（1594-1644），字汝玉，一作玉汝、玉如，号鸿宝、园客，浙江上虞人。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官至户部尚书。能诗文，书画皆工。书法以气骨见长，风格奇秀，法古开新，注重节奏变化；画以水墨生晕，极苍润古雅。传世有《倪文贞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