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武：我们怎样打造画派
这两年，画派打造是美术界的一个议论热点，有的人认为画派不能打造，有的人认为画派可以打造，但不管大家如何议论，一些省份在那儿热火朝天地打造着画派：陕西的黄土画派、广西的漓江画派、山东的齐鲁画派、甘肃的敦煌画派、四川的巴蜀画派等。
什么是画派？画派是怎么形成的？画派能不能打造？理应得到充分的讨论。但是，对于当代美术、对于当代文化、对于当代社会、特别是对于纳税人的钱来说，首先要讨论的似乎是：我们为什么要打造画派？再进一步说：我们怎样打造画派？
此轮画派打造的提出，基本缘于一些地方文化部门的政绩构想，至少是先后被纳入了各地的政绩工程。以一个响亮的口号来动员一个地域的艺术家、组织一次或几次活动、召开一次或几次学术研讨会、出版一部或几部大型画册，甚至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团结向上的美术事业新格局，是可以做到的，也未尝不可。不过，这对于一个画派的起步或形成却是不够的，有些让人觉得牵强，于是，各大“画派”的推动机构、人士在其构想中树起了各自的旗帜：他们有的古为今用，譬如说甘肃借用敦煌；有的甚至借用到历朝历代，譬如说山东从唐代的李成说到当代的于希宁；有的则想到了他为我用，譬如说广西想到了到过桂林写生的齐白石、徐悲鸿、李可染；有的则无所不包，譬如说巴蜀画派的推进者将之列入包括重庆在内的古今巴蜀文化。如是看来，这些画派的提出带有明显的区域性，在网络四通八达、地球等于一个村庄的当下，艺术创作的地域特色越来越弱化，由此而提出一个地域性的口号来自行其是是否合适？在冷战已然结束、交流与交锋十分充分的当下，艺术思潮的嬗变频率越来越迅速，由此而提出一个通今达古无所不包的口号来囊括一切是否合适？关键是，这些口号对于当地有无号召力，对于外地有无影响力，对于艺术有无创造力，对于未来有无生命力。CdN-wWw.2586.waNg
而且，这借用的一切，都是定语，是修饰词，作为主语的部分都有些孱弱。许多艺术家到过桂林写生创作，李可染个人风格的形成与漓江风光密不可分，但当代广西美术家的创造与黄宾虹、徐悲鸿、李可染等没有多少传承性，且力不从心。敦煌是中国文化的宝库，但敦煌的壁画、雕塑优秀传统的弘扬有力者大多不在甘肃。齐鲁大地自古乃圣贤之地，最近又出了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山东籍的艺术家多年来风头十足，但他们大多不在山东，也不是山东的艺术院校培养的。巴蜀画派倒是一个开放性体系，不局限于中国画，也不局限于四川，但是，这种开放性也就可能是聚沙成器了，恐难长久。陕西是长安画派的诞生地与大本营，其优秀传统是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有无必要再提出一个黄土画派，是值得推敲的。
其实，口号的提出如果与艺术本身的发展关系不大，也没有多大关系。一届政府一方人士应当有所作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也应当得到各方面的支持，毕竟，有所为总比无所事事好。而且，在文化方面，是可以提出一个自觉的高度，即使从前没有也可以尝试。可是， “打造画派”的提出为什么被认为是“勉强之举”，甚至让人担心成为艺术上的“大跃进”、商业上的几个人致富呢？就在于其提出的方式是非艺术的、其目的是非艺术的、其罗列而不是形成的格局是非艺术的。上世纪中国，被多数美术史家公认的大约有四个画派：岭南画派、新金陵画派、长安画派与李可染为代表的李家山水。简单说来，产生于民国且延续至今的岭南画派以适应新时代而与摹古之风相区别，产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金陵画派与长安画派以适应新社会而与旧文人画相区别，产生于上世纪60年代而确立于80年代的李家山水以适应新思潮而与“文革”“红光亮”为代表的极左美术思想相区别。岭南画派有几代人的努力，新金陵画派与长安画派有一群人的努力，李家山水因李可染弟子遍天下而有四面八方的响应，更重要的是，这几个画派要素齐全：有明确的艺术理想，有深厚的艺术传承，有奋斗的集体，有德高望重的领袖。更为重要的是，其中的许许多多艺术家都很单纯：只是为了艺术，而不是其它什么。
画派的打造最终要落实为艺术创造。所以，我们有必要提醒那些热衷于此的人们，特别是那些画派的领头人，要拿出作品，而不是一年一个旧作新展；要提升高度，而不是原地打转转；更要踏下心来，读书学习，研究人，研究社会，研究历史，研究艺术，而不是在那儿前呼后拥地画个写生、四面威风地画个小画、气吞山河地说段空话套话、自我安慰地拿钱买来批评家与媒体的“高度评价”。廉价的“好评如潮”涨得也快，退得也快。最终，所谓的画派只会是昙花一现。纳税人的钱自然是打水漂了。（剑武）
什么是画派？画派是怎么形成的？画派能不能打造？理应得到充分的讨论。但是，对于当代美术、对于当代文化、对于当代社会、特别是对于纳税人的钱来说，首先要讨论的似乎是：我们为什么要打造画派？再进一步说：我们怎样打造画派？
此轮画派打造的提出，基本缘于一些地方文化部门的政绩构想，至少是先后被纳入了各地的政绩工程。以一个响亮的口号来动员一个地域的艺术家、组织一次或几次活动、召开一次或几次学术研讨会、出版一部或几部大型画册，甚至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团结向上的美术事业新格局，是可以做到的，也未尝不可。不过，这对于一个画派的起步或形成却是不够的，有些让人觉得牵强，于是，各大“画派”的推动机构、人士在其构想中树起了各自的旗帜：他们有的古为今用，譬如说甘肃借用敦煌；有的甚至借用到历朝历代，譬如说山东从唐代的李成说到当代的于希宁；有的则想到了他为我用，譬如说广西想到了到过桂林写生的齐白石、徐悲鸿、李可染；有的则无所不包，譬如说巴蜀画派的推进者将之列入包括重庆在内的古今巴蜀文化。如是看来，这些画派的提出带有明显的区域性，在网络四通八达、地球等于一个村庄的当下，艺术创作的地域特色越来越弱化，由此而提出一个地域性的口号来自行其是是否合适？在冷战已然结束、交流与交锋十分充分的当下，艺术思潮的嬗变频率越来越迅速，由此而提出一个通今达古无所不包的口号来囊括一切是否合适？关键是，这些口号对于当地有无号召力，对于外地有无影响力，对于艺术有无创造力，对于未来有无生命力。CdN-wWw.2586.waNg
而且，这借用的一切，都是定语，是修饰词，作为主语的部分都有些孱弱。许多艺术家到过桂林写生创作，李可染个人风格的形成与漓江风光密不可分，但当代广西美术家的创造与黄宾虹、徐悲鸿、李可染等没有多少传承性，且力不从心。敦煌是中国文化的宝库，但敦煌的壁画、雕塑优秀传统的弘扬有力者大多不在甘肃。齐鲁大地自古乃圣贤之地，最近又出了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山东籍的艺术家多年来风头十足，但他们大多不在山东，也不是山东的艺术院校培养的。巴蜀画派倒是一个开放性体系，不局限于中国画，也不局限于四川，但是，这种开放性也就可能是聚沙成器了，恐难长久。陕西是长安画派的诞生地与大本营，其优秀传统是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有无必要再提出一个黄土画派，是值得推敲的。
其实，口号的提出如果与艺术本身的发展关系不大，也没有多大关系。一届政府一方人士应当有所作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也应当得到各方面的支持，毕竟，有所为总比无所事事好。而且，在文化方面，是可以提出一个自觉的高度，即使从前没有也可以尝试。可是， “打造画派”的提出为什么被认为是“勉强之举”，甚至让人担心成为艺术上的“大跃进”、商业上的几个人致富呢？就在于其提出的方式是非艺术的、其目的是非艺术的、其罗列而不是形成的格局是非艺术的。上世纪中国，被多数美术史家公认的大约有四个画派：岭南画派、新金陵画派、长安画派与李可染为代表的李家山水。简单说来，产生于民国且延续至今的岭南画派以适应新时代而与摹古之风相区别，产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金陵画派与长安画派以适应新社会而与旧文人画相区别，产生于上世纪60年代而确立于80年代的李家山水以适应新思潮而与“文革”“红光亮”为代表的极左美术思想相区别。岭南画派有几代人的努力，新金陵画派与长安画派有一群人的努力，李家山水因李可染弟子遍天下而有四面八方的响应，更重要的是，这几个画派要素齐全：有明确的艺术理想，有深厚的艺术传承，有奋斗的集体，有德高望重的领袖。更为重要的是，其中的许许多多艺术家都很单纯：只是为了艺术，而不是其它什么。
画派的打造最终要落实为艺术创造。所以，我们有必要提醒那些热衷于此的人们，特别是那些画派的领头人，要拿出作品，而不是一年一个旧作新展；要提升高度，而不是原地打转转；更要踏下心来，读书学习，研究人，研究社会，研究历史，研究艺术，而不是在那儿前呼后拥地画个写生、四面威风地画个小画、气吞山河地说段空话套话、自我安慰地拿钱买来批评家与媒体的“高度评价”。廉价的“好评如潮”涨得也快，退得也快。最终，所谓的画派只会是昙花一现。纳税人的钱自然是打水漂了。（剑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