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赝品

　　二王书风，于今又是盛行，下笔流畅不梗，形态婉转清丽。二王离我们有多远呢？如果从时间上来算，有一千多年；如果从心理上来算，又似乎须臾未尝离开。晋以后，每一代都有人学，每一代都推崇二王。学二王是没有争议的，但是我们所言说、效仿的二王书法，和真实的二王究竟相距有多远？   　　真迹都没有了，有的只是一些摹本、刻本，摹本、刻本和真迹的差距不言而喻——它不是二王亲笔写下的。即便今日印刷术如此高妙，印刷得毫厘不爽，也不是真迹。不是真迹就是赝品。现在，我们就是以赝品作为范本学习的。北朝碑刻也是我们学习的重点，虽然也是纸本，但是更看不到书写墨趣，只是拓片。写完后刻工刻石已经大有不同，再由拓工捶拓，力道或轻或重，又使拓本之迹与真迹相距甚远。大凡反复拨弄的，都是越发离本。由此，现在说学古代某一书家，连一幅真迹都没欣赏过的大有人在，而印刷品就是赝品。没有谁有条件浸泡在古人的真迹里，因此走样也就理所当然了。   　　明人袁中道认为：“赝鼎伪觚，徒取形似，无关神骨。”这是很有道理的。假的就是假的，就是形态相似，神采气韵也全然不同，只是冠之以某个古代名家之名耳。这样学来，岂能有真实的收益。清人冯班提出的真迹论尤多，他认为：“用笔非真迹不可”，“贫人不能学书，家无古迹也”，“看褚书，便知血脉处极细而有笔意也”，可见对于真迹的看重。由于是真迹，也就是书法家最真实的表现，是当时意、技真实明确的反映，甚至连作者本人都无法再一次重复。CdN-WWW.2586.wANG但是纸本真迹难以长久，即便长久也是大多数人难以有眼福欣赏的。许多古代真迹束之高阁或藏于深处，使人难以有以真迹为范的机会。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学习真迹就只是一种向往，实际上做不到。   　　学不到真迹，那么我们学帖学碑，无论拓片、印刷物，究竟有过多少误读误解呢？清人李渔当年就告诫道：“但须点铁成金，勿令画虎类狗。”又说：“万勿故作知音，强为解事。”有西施在，东施尚效颦不似，更何况无真迹可效，只是精神慰藉而已。一个朝代的书风是不是如同今日碑刻上的那个模样？譬如洛阳石窟中的北魏碑刻，真是如我们所见这般突兀凌厉吗？没有墨迹，那么就是碑上的这些刀口权当用笔了。王羲之书风是不是如此流丽俊美没有一点隶书遗韵，像《兰亭序》那个样子，人生活在东晋，作品却远远超越了现实的审美生活。这样的超人有多大的真实，还是会有疑问的。如果不学东晋这些有疑问的名家之作，而学习敦煌的无名氏残纸，民间之作虽然无所谓名气、地位，但毕竟是真实的笔墨，不会生出或这或那的疑问，学到的的确是原汁原味的笔墨气韵。   　　我们对真迹信任的一个原因是——真迹是无法藏拙的。只要动手写，都会产生或这或那的不足，不可能十全十美。因为人不是神，总是有失手的时候，流露出笔墨的不周全，而这些也给了学习者以提醒，避其短而扬其长。如果是用意用力，笔下还会有不自然的造作之痕，使人由迹而追当时的书写态。而一经凿刻，就全然不同了，优迹劣刻，自任凿刻，不免走样。而后人仍以之为宝，学而不已。故明人袁宏道说：“今之所谓可传者，大抵皆假骨董、赝法帖类也。”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点，科技的昌明使每个学书者有了大量精美的法帖印刷品，但也因为离古人太远，这些精美之物还是使我们与古人难以真正契合。诚如晋人左思所说：“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朱以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