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
去欧美旅行时，看到法国卢浮宫、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美国国家美术馆都有很多巨幅的表现国家历史的主题性绘画。美国华盛顿甚至有一个专门陈列美国历史画──尽管美国历史不到三百年──的展览馆。这些展览馆中不仅陈列着历代历史人物的肖像，还有许多表现历史事件、政治事件的大型绘画。在一个从来都是以人物画为主的西方美术世界里，除了圣经题材，就是历史题材了。古典主义画家大卫的《拿破仑加冕》那种堂皇恢弘的场面堪称代表。现藏卢浮宫的这幅610厘米×931厘米的巨幅历史绘画，真实地再现了拿破仑那不可一世咄咄逼人的皇帝气派。俄罗斯画家苏里科夫的《近卫军临刑的早晨》、《女贵族莫洛卓娃》等也都以宏大的场面反映了俄罗斯政治中各派势力的斗争。其他如拉斐尔的《雅典学院》、俄罗斯画家列宾的《查波罗什人给苏丹王写信》，这些尚且是中国人熟悉的经典作品，就连号称浪漫主义的德拉克罗瓦，也画历史画。他的《希阿岛的屠杀》、《自由领导人民》，表现的也是著名的历史事件。实际上在几乎所有的西方博物馆中都可以看到大量的巨幅历史画创作，绝大多数都不为中国人所熟悉。这些历史题材画中，那些生动而真实的人物、个性的感人的神情、具体而真切的环境，处处给我们还原出一个真实可感的历史画面。
论历史，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具历史意识的民族。我们记载的史册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的《尚书》，此后历代都有翔实的史实记载。以致出土一个一两千年前的地方官员墓葬，在史籍上都能找到他的记录。但我们的文艺作品却比较缺乏历史感。唐以前历史题材画较多一些，如先秦文献上有孔子观明堂壁画“有尧、舜之容，桀、纣之像，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孔子家语·观周》）。CdN-wwW.2586.WAng汉代画像石上也有《泗水捞鼎》、《荆轲刺秦王》等历史故事，山东的画像石几乎都是历史故事。初唐阎立本有《历代帝王图》，宋代李公麟有《免胄图》、《西园雅集图》，朱云有《折槛图》，李唐有《采薇图》，都是对著名历史故事的描绘。尽管如此，中国艺术骨子里的“诗言志”传统，与偏向个人自由的道家观念合流，还是使得主张艺术言志缘情的风气更占主流。中国以诗立国，艺术总的不长于叙事而长于象征抒情。加之从来就蔑视写实，“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苏轼），这对历史画不啻克星。纪念霍去病征服匈奴最著名的纪念性石雕，不是霍去病本人的雕像而是《马踏匈奴》的象征性造像堪称典型事例。盛中唐际文人画兴起，对人物画遏制更大。到宋代尽管还有人画历史画，但已经不多。北宋米芾著《画史》，就已在慨叹“今人绝不画故事”。“古人图画，无非劝诫。今人撰《明皇幸兴庆图》，无非奢丽；《吴王避暑图》，重楼平阁，徒动人侈心。”可见在北宋年间，历史故实画已不多见。明人吴宽说得更直接：“古图画多圣贤与贞妃烈妇事迹，可以补世道者。后世始流为山水禽鱼草木之类，而古意荡然。”（《匏翁家藏集》）这样，中国绘画史上的历史故实画到宋面临转折性的衰落。此后画史再无以历史画著名者。清代几个画历史画的画家，就都只是西洋人了。如画系列征战铜版组画：《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战图》、《乾隆平定西域得胜图》、《乾隆平定台湾战图》、《乾隆平定两金川战图》、《乾隆平定苗疆战图》等，大多由在朝廷中供职的西洋人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安得义等所绘，寄往法国巴黎雕刻铜版。中国人几无能直接起稿作绘者。20世纪以来，真正热衷于历史战争场面的可能只有号称“战画室主”的梁鼎铭，他20世纪上半叶画过许多大场面的北伐和抗战的作品。到20世纪下半叶，由于历史研究受政治影响太大，历史画的创作就更受影响。50年代后油画界如董希文、罗工柳、高虹、林岗、侯一民等均有较大型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但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因政治需要而一改再改，侯一民的《刘少奇与安源矿工》让他倒过大霉！且这些作品因受政治影响，造型、情节选择或多或少难免公式化类型化概念化的倾向。但80年代以后，全中国的画坛都讲自律性，连80年代初的反思“文革”历史的一批历史画创作者，最后也几乎全都放弃了历史画创作。以致近年来国家组织“重大题材”创作的时候，整个国家竟很难找到专情于历史题材的画家！何以如此？20世纪以来，整个中国笼罩在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的社会氛围中。从“五四”“新文化运动”针对从汉字到全部传统文化的“整体性反传统主义”，30年代的“全盘西化”思潮，60年代“史无前例”的以打倒和破坏民族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大革命”，再到以“八五新潮”为标志的80年代美术界又一全盘西化潮和反传统潮，整个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竟然是近乎全盘否定中华文明的历史。国人对中华文明历史传统集体性的自卑自贱态度，使中国缺乏历史画更有其现代史背景的支撑。
明乎此，你就可以明白笔者在看到河南画家们创作的大型历史组画《匈奴与中原：文明的碰撞与交融》时那份惊喜！匈奴是我国战国秦汉时期北方强大的游牧民族，与中国有着数百年打打和和恩恩怨怨的复杂关系。不谙历史的普通人一想到匈奴，马上想到的是匈奴对中国的骚扰，中国对匈奴的征服，最后匈奴被打败后去了西方。但真正的历史却没有那么简单！匈奴即使在战国秦汉时期在北边的时候，除了严酷的战争，也有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间的交融，有和亲的友谊，甚至，最让我们想不到的是，匈奴中之南匈奴，干脆归顺了中国，最后迁居进入中国，成为中华民族──这个本来就由无数的民族融合而成的多民族大家庭中和谐的一员。匈奴融入中原后改为汉姓，至今在独孤、呼延、浑、靳、聂、隗、郁、郎、赵等众多姓氏中，都有匈奴血缘传承的成份。当然，北匈奴在公元四、五世纪时去了中亚、西亚和欧洲，以如同后来的成吉思汗风卷落叶般的战争狂涛席卷一切，战胜东西罗马帝国、俄罗斯，最后在多瑙河流域待下来……国人对此大多不甚了了。
从匈奴族的流变来看，整个南匈奴及北匈奴中的一部分，从血缘到文化又都直接融入到中原各民族与文化之中，难分彼此。而两三千年过去了，对于今天的我们，尤其从今天中华民族的角度，这过去了的所有的历史和中华大地上一切曾经打打和和的各个民族，当然也包括匈奴，包括后来拥有匈奴血缘的蒙古族，又都构成这个在历史中自然融合的多民族的文化大家庭的复杂源头。这样，我们对匈奴对历史，也就有了一个全新的富于历史感的视角。没有对历史对匈奴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这种全新史观，光凭画家即使再完美的绘画技艺，也是很难达到一种深刻的人文高度的。《匈奴与中原：文明的碰撞与交融》组画的创作，成为大型历史主题性绘画创作中艺术家与历史学家联袂创作的典范，也给跨学科的艺术创作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
这套组画有一个极为精彩的展出方式，是把组画与相关的匈奴文化遗存文物并列展览。因此，从一开始，这套组画的展出就直接与博物馆系统共同策划。该展展出了28幅大型历史油画，又集中了来自河南博物院、内蒙古博物院、宁夏博物院、甘肃省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有关战国至汉末的中原与匈奴的文物130多件（组）。这是艺术与历史的一种奇妙的组合！当我们观看那一幅幅高度写实、考证有据、极具现实感，却毕竟虚构的艺术中的历史场景时，旁边却是那些来自两三千年前的实实在在的中原文物和匈奴文物。当我们置身于那些生动具体的巨幅历史画作之前，又凝视着旁边展柜中那些实实在在锈迹斑斑的来自两千多年前战场的青铜刀剑、箭镞、铜戈、鸣镝时，我们仿佛真的回到那金戈铁马刀剑铿锵的古战场。当然，在那些陶屋陶猪铜羊铜马中，我们又似乎看到两千多年前农耕牧放的匈汉人民的和平生活。当然，如内蒙出土的鹰顶金冠、匈奴皮袍，更给我们勾画出一个活生生的匈奴人的生动形象来。《匈奴与中原：文明的碰撞与交融》的策展，给我们开启了艺术与历史、画作与文物、今天与过去自然结合无缝衔接的精彩启示。
当这套立足于中华文明史的历史组画巡回展出之际，正迎来由中国文联、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发起的“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实施。这项民间自发历时多年的表现中华文明史中匈奴与中原关系的美术创作，无疑可以给这个国家组织实施的大型美术创作工程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论历史，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具历史意识的民族。我们记载的史册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的《尚书》，此后历代都有翔实的史实记载。以致出土一个一两千年前的地方官员墓葬，在史籍上都能找到他的记录。但我们的文艺作品却比较缺乏历史感。唐以前历史题材画较多一些，如先秦文献上有孔子观明堂壁画“有尧、舜之容，桀、纣之像，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孔子家语·观周》）。CdN-wwW.2586.WAng汉代画像石上也有《泗水捞鼎》、《荆轲刺秦王》等历史故事，山东的画像石几乎都是历史故事。初唐阎立本有《历代帝王图》，宋代李公麟有《免胄图》、《西园雅集图》，朱云有《折槛图》，李唐有《采薇图》，都是对著名历史故事的描绘。尽管如此，中国艺术骨子里的“诗言志”传统，与偏向个人自由的道家观念合流，还是使得主张艺术言志缘情的风气更占主流。中国以诗立国，艺术总的不长于叙事而长于象征抒情。加之从来就蔑视写实，“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苏轼），这对历史画不啻克星。纪念霍去病征服匈奴最著名的纪念性石雕，不是霍去病本人的雕像而是《马踏匈奴》的象征性造像堪称典型事例。盛中唐际文人画兴起，对人物画遏制更大。到宋代尽管还有人画历史画，但已经不多。北宋米芾著《画史》，就已在慨叹“今人绝不画故事”。“古人图画，无非劝诫。今人撰《明皇幸兴庆图》，无非奢丽；《吴王避暑图》，重楼平阁，徒动人侈心。”可见在北宋年间，历史故实画已不多见。明人吴宽说得更直接：“古图画多圣贤与贞妃烈妇事迹，可以补世道者。后世始流为山水禽鱼草木之类，而古意荡然。”（《匏翁家藏集》）这样，中国绘画史上的历史故实画到宋面临转折性的衰落。此后画史再无以历史画著名者。清代几个画历史画的画家，就都只是西洋人了。如画系列征战铜版组画：《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战图》、《乾隆平定西域得胜图》、《乾隆平定台湾战图》、《乾隆平定两金川战图》、《乾隆平定苗疆战图》等，大多由在朝廷中供职的西洋人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安得义等所绘，寄往法国巴黎雕刻铜版。中国人几无能直接起稿作绘者。20世纪以来，真正热衷于历史战争场面的可能只有号称“战画室主”的梁鼎铭，他20世纪上半叶画过许多大场面的北伐和抗战的作品。到20世纪下半叶，由于历史研究受政治影响太大，历史画的创作就更受影响。50年代后油画界如董希文、罗工柳、高虹、林岗、侯一民等均有较大型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但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因政治需要而一改再改，侯一民的《刘少奇与安源矿工》让他倒过大霉！且这些作品因受政治影响，造型、情节选择或多或少难免公式化类型化概念化的倾向。但80年代以后，全中国的画坛都讲自律性，连80年代初的反思“文革”历史的一批历史画创作者，最后也几乎全都放弃了历史画创作。以致近年来国家组织“重大题材”创作的时候，整个国家竟很难找到专情于历史题材的画家！何以如此？20世纪以来，整个中国笼罩在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的社会氛围中。从“五四”“新文化运动”针对从汉字到全部传统文化的“整体性反传统主义”，30年代的“全盘西化”思潮，60年代“史无前例”的以打倒和破坏民族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大革命”，再到以“八五新潮”为标志的80年代美术界又一全盘西化潮和反传统潮，整个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竟然是近乎全盘否定中华文明的历史。国人对中华文明历史传统集体性的自卑自贱态度，使中国缺乏历史画更有其现代史背景的支撑。
明乎此，你就可以明白笔者在看到河南画家们创作的大型历史组画《匈奴与中原：文明的碰撞与交融》时那份惊喜！匈奴是我国战国秦汉时期北方强大的游牧民族，与中国有着数百年打打和和恩恩怨怨的复杂关系。不谙历史的普通人一想到匈奴，马上想到的是匈奴对中国的骚扰，中国对匈奴的征服，最后匈奴被打败后去了西方。但真正的历史却没有那么简单！匈奴即使在战国秦汉时期在北边的时候，除了严酷的战争，也有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间的交融，有和亲的友谊，甚至，最让我们想不到的是，匈奴中之南匈奴，干脆归顺了中国，最后迁居进入中国，成为中华民族──这个本来就由无数的民族融合而成的多民族大家庭中和谐的一员。匈奴融入中原后改为汉姓，至今在独孤、呼延、浑、靳、聂、隗、郁、郎、赵等众多姓氏中，都有匈奴血缘传承的成份。当然，北匈奴在公元四、五世纪时去了中亚、西亚和欧洲，以如同后来的成吉思汗风卷落叶般的战争狂涛席卷一切，战胜东西罗马帝国、俄罗斯，最后在多瑙河流域待下来……国人对此大多不甚了了。
从匈奴族的流变来看，整个南匈奴及北匈奴中的一部分，从血缘到文化又都直接融入到中原各民族与文化之中，难分彼此。而两三千年过去了，对于今天的我们，尤其从今天中华民族的角度，这过去了的所有的历史和中华大地上一切曾经打打和和的各个民族，当然也包括匈奴，包括后来拥有匈奴血缘的蒙古族，又都构成这个在历史中自然融合的多民族的文化大家庭的复杂源头。这样，我们对匈奴对历史，也就有了一个全新的富于历史感的视角。没有对历史对匈奴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这种全新史观，光凭画家即使再完美的绘画技艺，也是很难达到一种深刻的人文高度的。《匈奴与中原：文明的碰撞与交融》组画的创作，成为大型历史主题性绘画创作中艺术家与历史学家联袂创作的典范，也给跨学科的艺术创作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
这套组画有一个极为精彩的展出方式，是把组画与相关的匈奴文化遗存文物并列展览。因此，从一开始，这套组画的展出就直接与博物馆系统共同策划。该展展出了28幅大型历史油画，又集中了来自河南博物院、内蒙古博物院、宁夏博物院、甘肃省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有关战国至汉末的中原与匈奴的文物130多件（组）。这是艺术与历史的一种奇妙的组合！当我们观看那一幅幅高度写实、考证有据、极具现实感，却毕竟虚构的艺术中的历史场景时，旁边却是那些来自两三千年前的实实在在的中原文物和匈奴文物。当我们置身于那些生动具体的巨幅历史画作之前，又凝视着旁边展柜中那些实实在在锈迹斑斑的来自两千多年前战场的青铜刀剑、箭镞、铜戈、鸣镝时，我们仿佛真的回到那金戈铁马刀剑铿锵的古战场。当然，在那些陶屋陶猪铜羊铜马中，我们又似乎看到两千多年前农耕牧放的匈汉人民的和平生活。当然，如内蒙出土的鹰顶金冠、匈奴皮袍，更给我们勾画出一个活生生的匈奴人的生动形象来。《匈奴与中原：文明的碰撞与交融》的策展，给我们开启了艺术与历史、画作与文物、今天与过去自然结合无缝衔接的精彩启示。
当这套立足于中华文明史的历史组画巡回展出之际，正迎来由中国文联、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发起的“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实施。这项民间自发历时多年的表现中华文明史中匈奴与中原关系的美术创作，无疑可以给这个国家组织实施的大型美术创作工程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