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在近现代的演化，有两种现象值得注意：一是艺术立场的转换；二是艺术功能的制衡。艺术立场指的是艺术行为可立足个体发出，也可以集体的立场发出；艺术功能指的是艺术可以满足精神的需求，也可用以追求物质性目标。

　　明清以来的主流美术讲究旨趣高雅，艺术家立足个体，这种状态至鸦片战争后改变，“救亡图存”成为社会思考与行动的总题，创作一旦离开集体立场而倾向个人化，则被置于边缘。

　　新时期，为集体利益而创作不再是对艺术的首要要求。不过，艺术创作并未回归对精神的追求。中国自古建立的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普世价值，在近百年中西文明的碰撞中被打破，要重建一套精神体系任重道远。在此间隙，获得自主发展空间的个人，很容易就选择将精神寄托在追求物质上，功利思想乘机盛行。看艺术圈的情况，从改革开放之初广东艺术家率先大批弃艺从商，到今日全国美术界人人在艺言商，即已印证。

　　获取功利本是艺术的功用之一，但在平衡的艺术生态里，以艺术寄托精神和用艺术获取功利，这两种需求应该相互制约。功利与精神的制衡，通过艺术的品评体系来实现。艺术是精神产品，能够释放精神的艺术是好的艺术——建立在这一基本经验之上的艺术品评体系可以引导功利与精神相互制衡。这一体系在中国传统的艺评系统里已有良好示范，传统评画分“神、妙、能”三品——寄托精神的艺术可称神品、妙品；功利艺术的实用价值也被承认，但遵循精神为先的原则而评价稍低，可称能品。cDN-wwW.2586.wAng

　　目前，由于艺评体系的制衡作用并不充分，以艺术寄托精神的倾向未得有力提倡，从而导致以艺术参与精神重建的路径受阻。扰乱艺评体系的力量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资本对艺术市场的操纵，令原本应与品位相一致的价位出现倒错。功利艺术的售价并不一定在精神艺术之下。这种着眼于获取利润而制造的品位与价位的错位，颠覆了精神为先的艺评体系。

　　二。在集体立场时代，为了统筹组织艺术家为集体利益创作而建立的一套行政管理机构，其对艺术评判话语权的掌握，并未随着艺术创作回归个体立场而放松，艺评主流为了迁就其目标而偏离艺术创作的规律。另外，行政机构主导艺术评判，亦令官场的价值观渗入艺术的价值观，造成凭名位定高下的艺评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