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都市请善待艺术家
不止一个同行说起过，北京关于“世界都市”的设想已经正式被提上桌面。这是应该的。毛泽东就说过，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理应对人类做出最大的贡献。而在近现代城市建设史上，由于国力常年孱弱，中国城市一直是西方的学生。伦敦是日不落帝国时代的世界中心，巴黎是人类几个世纪以来的艺术圣殿，纽约则是人类上一个百年全部发展历程的缩影。在这个中国的声音已经越来越难于抑制的时代，在大陆的东方，理应也有一座城市的崛起来承载这个文明的兴盛。
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怎么当“世界都市”这个问题上，北京又一次要当西方的学生。让我们看一看伟大的，历史上的“世界都市”都干了些什么。通过阅读一些简易的城市史，我们大概能够得出如下四个结论：
1. 宏伟的重建计划。路易•波拿巴聘用了一位非常具有实干精神的奥斯曼先生对巴黎进行了宏伟的整顿行为，而墨索里尼对于罗马也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新勾勒，尽管我们现在已经很难考证他当时的建委主任是谁。罗马皇帝尼禄为了能够重新划定罗马的格局，甚至亲自动手防火焚烧当时的部分城市。当然，我们今天属于文明时代，不能也不需要通过这种野蛮的手段，但是北京在重建和拓展的手笔上自然已经达到甚至超越了前代世界都市的水平。所以，我们可以暂时不操心这个问题。
2. 具有历史和文明意义的标志物。Cdn-wWW.2586.wanG当然，由于故宫、长城和北京古城的存在，这已经不需要我们过多费心。更何况，并非每一件标志物都是可被称道的。拿破仑从埃及远征带回的方尖碑被置于巴黎主要的轴线交界处，但并不是每个法国人都以殖民时代的战果感到光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北京的文明标志物具有更加纯粹的意义。所以，我们也可以暂时不操心这个问题。
3. 强大的经济驱动力。这应该是我们最不需要操心的问题了，北京是中国乃至世界上少数几个不需要为“驱动力从何而来”而操心的城市之一。罗马再有名，在这个问题上它的皇帝们也永远比不上北京市的官员们。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屋大维•奥古斯都在建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之后毕生都在解决一个问题：没有对外国的征服和掠夺，罗马的城市经济如何能够建立起一个自我造血的机制?结果他并未成功。北京的强大产业聚集力完全不需要造血，招商局长们需要的是选择而不是盲目招商。那么，我们也可以暂时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
4. 一大群鲜活的艺术家，和他们所生存的空间。在这个问题上北京似乎可以对上海或香港夸耀一下，因为的确北京的艺术氛围较国内的两个有可能成为“世界都市”意义上的竞争对手来说，具有一定优势，我们已经有了798，有了曾经的圆明园画家村和宋庄以及金盏乡的艺术创意区;但是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在世界范围内，我们会发现一个悲哀的事实：那些使得每个“世界都市”不朽的艺术区，比如纽约的苏荷区，巴黎的蒙马特区，伦敦的凯姆敦区，墨尔本的维多利亚艺术学院，这些孕育出了不朽著作和不朽艺术家的地方，在北京我们实在找不到一个对应物。如果我们硬要把798和蒙马特区扯在一起，那么我们只能很诚实地说，从功能上798和蒙马特是可比较的;从量级上看，它们不在一起。
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一个艺术区对于“世界都市”而言是如此重要，以至于需要把它和城市的GDP同列?
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原因：艺术区是用来孕育大师的。没有文化大师，中国文化无法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没有文化大师，北京也很难被真正称为世界都市。当然，要产生艺术大师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很多因素也不受城市政府的控制，但是我们既然无法控制种子从何而来，至少还可以准备好肥沃的土壤。必须承认每一个艺术天才都有其无法复制的独特的内在因素，但是至少对于一个城市政府来说，它所能够为这些天才们所准备的外部因素就是：给他们一个良好的，愿意接纳它们的角落，让他们能够融入这个都市，同时仍然保留自己的艺术天分和创作冲动。
要做好这样的一个角落是非常不容易的。艺术的种子是脆弱的，所以它对土壤很挑剔。这个角落至少需要这样几个条件：
A. 具有特色的城市景观和容纳力;
B. 足够低廉的房租;
C. 对于艺术足够友好的社区氛围;
D. 相对较小的房地产开发压力;
E. 现存的艺术家聚集传统;
F. 具有包容性的城市管理部门。
为什么城市景观要有特色?这是因为城市景观会对人们对于其所在环境的感知产生良性提示。听一听门德尔松的《苏格兰交响曲》，我们能够迅速发现苏格兰高地的萧索和荒凉对这位生长在条顿森林里的德国音乐家产生了强大的震撼，这是环境与艺术家的天赋互相激发所产生的作品。今天的艺术家们已经不能再像贝多芬时代那样，在田园里去寻找灵感了，他们所居住的社区景观，就是外部环境所能够给予他们的全部环境影响。但是，如果这些艺术家们每天从睁开眼到闭上眼，看到的景象仍然重复着我们目前大地上一次次重复的城市复制，他们就只能从自己的内心中去寻找创作灵感了，我想这并不是我们期望所谓的“艺术社区”所产生的初衷。
我想强调的是，所谓的“好的”景观，并不是昂贵的景观。798的景观几乎是免费的：但它是有特色的，而这种特色的重要来源，并不是被刻意规划出来的，而是因为，在一双后现代的审美的眼睛审视之下，那些大工业时代的遗迹，与这个时代的脱节感，搅乱了参观者的时空序列，使他们感受到一种强烈的丧失坐标系的张力。而被艺术家们所插入的艺术品，则增强了这种时空的割裂感，使得审美越发呈现出一种环境所产生的非药物性迷乱。更加有趣的是，在798里驻足的艺术家们，他们的作品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这种迷乱并加以阐释，使得这座巨大的工业遗迹成为了一场宏大的对于混乱的表达，同时也是一种对于混乱的参与。
为什么房租要低廉?为什么房地产开发商最好不要来掺和?为什么城市管理部门需要更大的包容性?这也很简单，因为年轻的，刚刚从无论是艺术学校还是酒吧中走出的艺术家们，他们还很穷，为了达到能够用艺术事业养活自己的程度，需要较低的社会进入门槛。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检验798今天还有没有鲜活的，具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只消去问一问现在那里的商业日租金是多少就知道了：在一个每平米每天5块钱的地方，年轻的艺术家恐怕就要每天泡方便面过日子了，这大概是几年前的798;一个每平米每天15块钱的地方，真正意义上的年轻艺术家们便已经绝迹了——这恐怕就是不远的将来，798的结局。
当然，并不是说那个时候798已经没有价值了。这里将作为一个仍然具有艺术气息的社区而存在，但是它所承载的，培育，发现，容纳和激励那些城市艺术生活中最具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艺术家们的功能已经丧失了。那些早年在这里奋斗过的艺术家们，要么被迫迁徙，要么完成了自己从艺术家到艺术商人的蜕变，在这里拥有了自己的画室和画廊，而对于城市开发商来说，他们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通过自己的艺术生命，促成了这里的物业升值。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艺术家们的迁徙也是城市价值提升的重要方式。纽约的苏荷区也曾经是这样。它同样是一些工业时代留下的旧厂房和仓库，同样也为年轻的穷艺术家们所占领，而同样也面临着租金上涨和艺术家们无法继续生存的问题。但是，苏荷的艺术家们采用了一种令人震惊的方式来维护他们在区域中的存在：他们发动整个社区的居民，抗议社区改造，向市议员们写信，要求城市放弃重要的开发利益，也要维护这个社区的继续存在。这种抗议在局部甚至上升为局部暴力。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城市政府最终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并不是说经济利益不重要，但是我想，城市政府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这些鲜活的，从社会底层进入艺术领域的年轻艺术家们，具有一个城市所最渴望的的品质，那就是：无休无止的创造力。他们是旺盛的，创造力对于他们来说就如同顽皮之于孩童，是与生俱来的，而这种创造力也恰恰是城市所缺乏的。现代商业社会对于人性的第一要求是符合规范和规则。随着城市的日益强大，工程性，现代性和非人性逐渐在蚕食市民们的创造力，以至于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早已失去了以创造作为主要生存方式的能力。对于艺术商人们来说同样如此。他们也许还剩下一些艺术鉴赏力，但是这些鉴赏力是以深刻阅读买家的心态并能够迅速估价作为前提的，换句话说，他们并不是自己在鉴赏，而只是具备替大多数人进行鉴赏并且进行交易的能力。创造力对于艺术商人来说同样也是一种奢望。这正如西蒙•舒斯特尔从来不会奢望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而贝多芬也从来不曾通过出版其世界级的作品而变得暴富一样。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良好的艺术社区会成为一个世界都市的名片。
当纽约市政府最终决定中止苏荷区的大规模开发的时候，实际上他们的脑子里浮现出的肯定是巴黎。巴黎有蒙马特，而蒙马特早在拉德方斯存在50年之前就已经名闻天下。当我第一次漫步在这个世界著名的高地上的时候，我就惊诧于巴黎市政府的广告意识：在这个并不充满高楼大厦，也没有什么珠光宝气的商店，更没有什么名胜古迹(除了圣心教堂之外)的地方，却洋溢着那么多具有艺术气息的人们，而人们从世界的四面八方来到这里，也仅仅为了体验这种气息。
我当时拍下的一张照片很能够体现蒙马特的这种气质：一个装修平淡，却精致可爱的粉红色小餐馆坐落在街角;人们从圣心教堂的高处一面走下来，一面谈论着刚才的路边画家们的长短。街道狭窄，建筑物朴素而不破败，颜色清晰而不艳俗。从这个拐角向右，便是那个著名的小葡萄园。
从我所拍的街角向左不远就是另一个著名的卡巴莱(Cabaret，有表演的餐厅)。在周边廉价房租的帮衬之下，一代又一代伟大的艺术家从这里走向世界。毕加索来到巴黎的第一站落脚于此，Maurice Utrillo和Amedeo Modigliani来巴黎闯荡世界的第一站也在这里。)这个餐厅有个怪异的名字：灵活兔子餐厅。几十年后，著名的民谣音乐家Allan Taylor所作的名曲The Beat Hotel也以此为原型。
令人震惊的是：至今这里的表演仍然非常低廉。成人25欧元，学生17欧元，这对于一个如此具有历史的，几乎可以称为艺术圣地的地方来说，简直是一个奇迹。但是，蒙马特的价值恰恰就在这里。由于城市政府的多项优惠政策，整个区域的房租仍然维持在低位，所以，今天的青年艺术家们，仍然可以坐在毕加索当年的椅子上(严格意义上的，这个卡巴莱里的家具至今没有换过)，喝着毕加索可能也很喜欢的咖啡，去追逐自己的艺术梦想。
一言以蔽之：一个良好的艺术家社区体现的是这个城市的包容性。灵活兔子卡巴莱不仅仅只有毕加索：它是三教九流的聚集地。皮条客，拉丁区的学生，小市民，出来找感觉的小资产阶级恶，这家餐厅一概不拒绝。正因为它的宽容和不歧视，一个自幼有着严重心理问题的画家Maurice Utrillo，在巴黎找到了自己的未来。(他的心理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呢?由于他的母亲过于强势，对他的心理造成了巨大冲击，以至于他成年成名后所画的所有的人都没有脸。)灵活兔子卡巴莱接纳了他，也就是蒙马特接纳了他，所以，巴黎接纳了他。
这就是巴黎之所以为巴黎，之所以为世界都市的重要原因。
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怎么当“世界都市”这个问题上，北京又一次要当西方的学生。让我们看一看伟大的，历史上的“世界都市”都干了些什么。通过阅读一些简易的城市史，我们大概能够得出如下四个结论：
1. 宏伟的重建计划。路易•波拿巴聘用了一位非常具有实干精神的奥斯曼先生对巴黎进行了宏伟的整顿行为，而墨索里尼对于罗马也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新勾勒，尽管我们现在已经很难考证他当时的建委主任是谁。罗马皇帝尼禄为了能够重新划定罗马的格局，甚至亲自动手防火焚烧当时的部分城市。当然，我们今天属于文明时代，不能也不需要通过这种野蛮的手段，但是北京在重建和拓展的手笔上自然已经达到甚至超越了前代世界都市的水平。所以，我们可以暂时不操心这个问题。
2. 具有历史和文明意义的标志物。Cdn-wWW.2586.wanG当然，由于故宫、长城和北京古城的存在，这已经不需要我们过多费心。更何况，并非每一件标志物都是可被称道的。拿破仑从埃及远征带回的方尖碑被置于巴黎主要的轴线交界处，但并不是每个法国人都以殖民时代的战果感到光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北京的文明标志物具有更加纯粹的意义。所以，我们也可以暂时不操心这个问题。
3. 强大的经济驱动力。这应该是我们最不需要操心的问题了，北京是中国乃至世界上少数几个不需要为“驱动力从何而来”而操心的城市之一。罗马再有名，在这个问题上它的皇帝们也永远比不上北京市的官员们。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屋大维•奥古斯都在建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之后毕生都在解决一个问题：没有对外国的征服和掠夺，罗马的城市经济如何能够建立起一个自我造血的机制?结果他并未成功。北京的强大产业聚集力完全不需要造血，招商局长们需要的是选择而不是盲目招商。那么，我们也可以暂时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
4. 一大群鲜活的艺术家，和他们所生存的空间。在这个问题上北京似乎可以对上海或香港夸耀一下，因为的确北京的艺术氛围较国内的两个有可能成为“世界都市”意义上的竞争对手来说，具有一定优势，我们已经有了798，有了曾经的圆明园画家村和宋庄以及金盏乡的艺术创意区;但是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在世界范围内，我们会发现一个悲哀的事实：那些使得每个“世界都市”不朽的艺术区，比如纽约的苏荷区，巴黎的蒙马特区，伦敦的凯姆敦区，墨尔本的维多利亚艺术学院，这些孕育出了不朽著作和不朽艺术家的地方，在北京我们实在找不到一个对应物。如果我们硬要把798和蒙马特区扯在一起，那么我们只能很诚实地说，从功能上798和蒙马特是可比较的;从量级上看，它们不在一起。
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一个艺术区对于“世界都市”而言是如此重要，以至于需要把它和城市的GDP同列?
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原因：艺术区是用来孕育大师的。没有文化大师，中国文化无法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没有文化大师，北京也很难被真正称为世界都市。当然，要产生艺术大师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很多因素也不受城市政府的控制，但是我们既然无法控制种子从何而来，至少还可以准备好肥沃的土壤。必须承认每一个艺术天才都有其无法复制的独特的内在因素，但是至少对于一个城市政府来说，它所能够为这些天才们所准备的外部因素就是：给他们一个良好的，愿意接纳它们的角落，让他们能够融入这个都市，同时仍然保留自己的艺术天分和创作冲动。
要做好这样的一个角落是非常不容易的。艺术的种子是脆弱的，所以它对土壤很挑剔。这个角落至少需要这样几个条件：
A. 具有特色的城市景观和容纳力;
B. 足够低廉的房租;
C. 对于艺术足够友好的社区氛围;
D. 相对较小的房地产开发压力;
E. 现存的艺术家聚集传统;
F. 具有包容性的城市管理部门。
为什么城市景观要有特色?这是因为城市景观会对人们对于其所在环境的感知产生良性提示。听一听门德尔松的《苏格兰交响曲》，我们能够迅速发现苏格兰高地的萧索和荒凉对这位生长在条顿森林里的德国音乐家产生了强大的震撼，这是环境与艺术家的天赋互相激发所产生的作品。今天的艺术家们已经不能再像贝多芬时代那样，在田园里去寻找灵感了，他们所居住的社区景观，就是外部环境所能够给予他们的全部环境影响。但是，如果这些艺术家们每天从睁开眼到闭上眼，看到的景象仍然重复着我们目前大地上一次次重复的城市复制，他们就只能从自己的内心中去寻找创作灵感了，我想这并不是我们期望所谓的“艺术社区”所产生的初衷。
我想强调的是，所谓的“好的”景观，并不是昂贵的景观。798的景观几乎是免费的：但它是有特色的，而这种特色的重要来源，并不是被刻意规划出来的，而是因为，在一双后现代的审美的眼睛审视之下，那些大工业时代的遗迹，与这个时代的脱节感，搅乱了参观者的时空序列，使他们感受到一种强烈的丧失坐标系的张力。而被艺术家们所插入的艺术品，则增强了这种时空的割裂感，使得审美越发呈现出一种环境所产生的非药物性迷乱。更加有趣的是，在798里驻足的艺术家们，他们的作品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这种迷乱并加以阐释，使得这座巨大的工业遗迹成为了一场宏大的对于混乱的表达，同时也是一种对于混乱的参与。
为什么房租要低廉?为什么房地产开发商最好不要来掺和?为什么城市管理部门需要更大的包容性?这也很简单，因为年轻的，刚刚从无论是艺术学校还是酒吧中走出的艺术家们，他们还很穷，为了达到能够用艺术事业养活自己的程度，需要较低的社会进入门槛。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检验798今天还有没有鲜活的，具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只消去问一问现在那里的商业日租金是多少就知道了：在一个每平米每天5块钱的地方，年轻的艺术家恐怕就要每天泡方便面过日子了，这大概是几年前的798;一个每平米每天15块钱的地方，真正意义上的年轻艺术家们便已经绝迹了——这恐怕就是不远的将来，798的结局。
当然，并不是说那个时候798已经没有价值了。这里将作为一个仍然具有艺术气息的社区而存在，但是它所承载的，培育，发现，容纳和激励那些城市艺术生活中最具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艺术家们的功能已经丧失了。那些早年在这里奋斗过的艺术家们，要么被迫迁徙，要么完成了自己从艺术家到艺术商人的蜕变，在这里拥有了自己的画室和画廊，而对于城市开发商来说，他们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通过自己的艺术生命，促成了这里的物业升值。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艺术家们的迁徙也是城市价值提升的重要方式。纽约的苏荷区也曾经是这样。它同样是一些工业时代留下的旧厂房和仓库，同样也为年轻的穷艺术家们所占领，而同样也面临着租金上涨和艺术家们无法继续生存的问题。但是，苏荷的艺术家们采用了一种令人震惊的方式来维护他们在区域中的存在：他们发动整个社区的居民，抗议社区改造，向市议员们写信，要求城市放弃重要的开发利益，也要维护这个社区的继续存在。这种抗议在局部甚至上升为局部暴力。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城市政府最终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并不是说经济利益不重要，但是我想，城市政府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这些鲜活的，从社会底层进入艺术领域的年轻艺术家们，具有一个城市所最渴望的的品质，那就是：无休无止的创造力。他们是旺盛的，创造力对于他们来说就如同顽皮之于孩童，是与生俱来的，而这种创造力也恰恰是城市所缺乏的。现代商业社会对于人性的第一要求是符合规范和规则。随着城市的日益强大，工程性，现代性和非人性逐渐在蚕食市民们的创造力，以至于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早已失去了以创造作为主要生存方式的能力。对于艺术商人们来说同样如此。他们也许还剩下一些艺术鉴赏力，但是这些鉴赏力是以深刻阅读买家的心态并能够迅速估价作为前提的，换句话说，他们并不是自己在鉴赏，而只是具备替大多数人进行鉴赏并且进行交易的能力。创造力对于艺术商人来说同样也是一种奢望。这正如西蒙•舒斯特尔从来不会奢望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而贝多芬也从来不曾通过出版其世界级的作品而变得暴富一样。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良好的艺术社区会成为一个世界都市的名片。
当纽约市政府最终决定中止苏荷区的大规模开发的时候，实际上他们的脑子里浮现出的肯定是巴黎。巴黎有蒙马特，而蒙马特早在拉德方斯存在50年之前就已经名闻天下。当我第一次漫步在这个世界著名的高地上的时候，我就惊诧于巴黎市政府的广告意识：在这个并不充满高楼大厦，也没有什么珠光宝气的商店，更没有什么名胜古迹(除了圣心教堂之外)的地方，却洋溢着那么多具有艺术气息的人们，而人们从世界的四面八方来到这里，也仅仅为了体验这种气息。
我当时拍下的一张照片很能够体现蒙马特的这种气质：一个装修平淡，却精致可爱的粉红色小餐馆坐落在街角;人们从圣心教堂的高处一面走下来，一面谈论着刚才的路边画家们的长短。街道狭窄，建筑物朴素而不破败，颜色清晰而不艳俗。从这个拐角向右，便是那个著名的小葡萄园。
从我所拍的街角向左不远就是另一个著名的卡巴莱(Cabaret，有表演的餐厅)。在周边廉价房租的帮衬之下，一代又一代伟大的艺术家从这里走向世界。毕加索来到巴黎的第一站落脚于此，Maurice Utrillo和Amedeo Modigliani来巴黎闯荡世界的第一站也在这里。)这个餐厅有个怪异的名字：灵活兔子餐厅。几十年后，著名的民谣音乐家Allan Taylor所作的名曲The Beat Hotel也以此为原型。
令人震惊的是：至今这里的表演仍然非常低廉。成人25欧元，学生17欧元，这对于一个如此具有历史的，几乎可以称为艺术圣地的地方来说，简直是一个奇迹。但是，蒙马特的价值恰恰就在这里。由于城市政府的多项优惠政策，整个区域的房租仍然维持在低位，所以，今天的青年艺术家们，仍然可以坐在毕加索当年的椅子上(严格意义上的，这个卡巴莱里的家具至今没有换过)，喝着毕加索可能也很喜欢的咖啡，去追逐自己的艺术梦想。
一言以蔽之：一个良好的艺术家社区体现的是这个城市的包容性。灵活兔子卡巴莱不仅仅只有毕加索：它是三教九流的聚集地。皮条客，拉丁区的学生，小市民，出来找感觉的小资产阶级恶，这家餐厅一概不拒绝。正因为它的宽容和不歧视，一个自幼有着严重心理问题的画家Maurice Utrillo，在巴黎找到了自己的未来。(他的心理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呢?由于他的母亲过于强势，对他的心理造成了巨大冲击，以至于他成年成名后所画的所有的人都没有脸。)灵活兔子卡巴莱接纳了他，也就是蒙马特接纳了他，所以，巴黎接纳了他。
这就是巴黎之所以为巴黎，之所以为世界都市的重要原因。